时下，尘埃落定的李庄案再掀波澜。当初，在重庆打黑官民一心、如火如荼的情况下，李庄冒天下之大不韪，为“罪大恶极”的黑老大龚刚模辩护。怎料，龚刚模却临阵倒戈，举报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之后，李庄因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推向了审判台。对此，舆论早有定论：“捞钱”又“捞人”的李庄活该！之后，一审判决“众望所归”，认定李庄罪名成立并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对此，李庄坚称自己无罪并提出上诉，但是，二审开庭时，李庄却“识时务”地当庭认罪，由此也换来了有期徒刑1年6个月的“从轻发落”。本以为“农夫与蛇”的故事就此落下帷幕，不想，如今又有“漏罪”一说：就在李庄一审获罪后的第8天，徐丽军向重庆检方举报李庄在上海孟英挪用资金案中教唆其作伪证；而在李庄二审减刑的当天，龚云飞又向重庆警方举报李庄在龚刚模案中涉嫌合同诈骗。2011年4月2日，李庄还有2个月便刑满获释之时，重庆检方再次起诉李庄，理由就是上述“漏罪”之一--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

　　拉德布鲁赫有言：“如果原告就是法官，那么只有上帝才能辩护。”与前案驳回集体回避申请一样，法院在漏案中驳回管辖权异议申请，另一场原告就是法官的“审判”正式拉开了帷幕。但是，不管公正与否，作为律师，李庄因《刑法》第306条获罪，已是史无前例；如今，又再次因《刑法》第306条而受审，如果二度获罪，那恐怕就是后无来者了。所幸，这一纪录并没有被打破。不过，对于李庄漏罪的讨论并没有因法院裁定准予检方撤诉而终止。

　　有人认为，检方的撤诉最终意味着现实的胜利；有人认为，检方的起诉一开始就意味着法治的耻辱。但是，无论是从实然还是应然的层面进行考量，李庄案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在此意义上，李庄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罪与非罪已不那么重要，关键的是，随之暴露的理念错位症结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