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审前调查报告更适合作为参考资料。现行条件下，审前调查报告尚不具备刑事案件证据的要求。将控、辩、审三方之外的第四角色参与形成的调查报告视为社会环境对未成年人的评价反馈，供司法活动参考更为合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前述社会调查前置至审查起诉阶段的构想下，社会调查报告恰恰为检察机关考察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是否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提供充足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正如“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与法院判决无关，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中不应对此进行表述。”一样，在审理阶段，法官更应当关注的不是司法行政机构的评价意见，而是走访调查的笔录及相关佐证（例如由学校出具的未成年人品行良好的证明）。从性质上看，后者更接近刑事证据的价值属性。司法行政机构只需表明是否愿意接纳为矫正对象即可，不必建议刑罚适用。较为完备的调查笔录既能制约调查人员权利寻租、恣意评价的可能，也为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提供参考。

　　四、结语

　　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工作已有了较长时间的实践。各地都有着较为深厚的积累和符合当地情况的广泛而多层次的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承载着许多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也受制于“家长制”传统与“少年的特殊保护”理念的冲突。笔者从基层法院审判便利视角探讨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难免“井底之蛙”的掣肘。然而，准确把握该制度在少年司法体系中的地位，促使其不断的健全和完善，是每一个少年司法人应尽的义务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