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困境：审理期限紧张，变更空间小、刚性强是刑事案件的程序特点。基层法院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况较为普遍，与案件相关的形式要件与实体要件却丝毫没有简略。一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要在短短的20日，合乎规范的走完整个审判流程，必需严格控制审前调查的时间。而按照《实施办法》的要求，在短短的几日内完成前述如此庞杂缜密的一套工作，对本地籍被告人已十分紧迫，更遑论外地籍被告人了。“硬币”的另一面是，时间上的仓促往往导致报告内容大多流于形式，参考价值不高。这还在其次。调查报告内容的空洞可以通过审理阶段来弥补，当出现其所反映的内容比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对未成年人更不利时，才是对法官提出的挑战。[4]面对这种控辩双方的反向对立，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该如何援引审前调查报告的内容？法官更希望内容充实。重内容轻评价。

　　（三）价值属性

　　理想模式：审前调查报告被《实施办法》确定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必须的准备工作之一。调查人员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出庭宣读调查报告，并接受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质询，最终由人民法院在依据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参考调查报告决定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

　　实践困境：在我省法院现行模式下，审前调查报告虽然是社会力量参与的产物，却是经人民法院委托而形成，类似于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然而，这种“准证据”却因制度本身尚在探索实践阶段，往往不能达到刑事案件证据的内在要求。一方面，从制作主体来看，审前调查报告更类似于证人证言。然而，证人的义务在于陈述了解的案件事实，不能提出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和意见，更无权提出量刑建议。另一方面，从制作内容来看，审前调查报告更类似于鉴定结论，但其客观真实性和法律责任又远远达不到鉴定结论的要求。（事实上，调查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的亲属达成金钱交易，换取建议法院判处非监禁刑评价意见的事例已非罕见。）在这样的语境下，赋予审前调查报告接受庭审质询的角色，只能用“品格证据”这一理论上的证据形式加以界定。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当审前调查报告审后才姗姗来迟时，是否需要恢复庭审活动呢？

　　（四）与前科封存制度的衔接

　　理想模式：对被做出有罪宣告或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犯，为帮助其顺利复归社会，强化其特殊预防，在特定条件下封存其前科档案，非经法定程序不予公开，是谓之前科封存制度。其价值在于，较之前科消灭而言，既弱化了对形式公正的消极影响，避免犯罪记录公开的弊端，又对犯罪人保留了一定的威慑力，有利于对其的特殊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