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制拆迁的救济途径
从《拆迁条例》来看，我们注意到其所规定的救济途径分两种，一是针对是否执行强制拆迁的救济；两是针对补偿协议方面的争议的救济。应该说，这两种方式包括了公益征收中两个环节、两个不同性质的争议，前者争议的焦点在于征收的性质是否符合公益的标准；后者争议的对象则为补偿是否公平的问题。例如，美国在公益征收问题上，前一种争议较少，因为美国在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上，已经交给民主来决断，通过立法方式表现出来了，至多表现为，稀少的违宪审查案例，但其不过是对民主方式缺点的一种弥补而已。而更多的争议为后者，是司法权在对“公益”征收征用案件的审查中，审查由于公民对征收征用补偿金额不满而提起的诉讼，处理征收征用中“是否公正补偿”问题（just compensation）。[10]
从以上的思路分析，笔者认为《拆迁条例》似乎并没有理顺这两者关系，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是，是否实行强制拆迁由行政部门自身来裁决，违背了基本的“正当程序”。《拆迁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内作出。一般认为，只要依据《拆迁条例》的规定来执行，政府作出的抽象立法当然不可诉，因此，对于强制拆迁能否进行拆迁本身不具有争议余地。关键问题是，《拆迁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并不能成为强制征收、强制拆迁的依据，因此行政机关政府依据自身制定的法规，并由自己来判断是否执行强制拆迁，违背了分权原则，极易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也成为强制拆迁中争议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务之急也应尽快制定公益征收方面的法律。
二是法院无法承担多种角色。依据《拆迁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这一条来看，人民法院充当的是“强制拆迁”是否成立--也即公共利益的判断者的角色；而从十六条、十七条来看，法院又充当了拆迁安置协议的裁判者以及行政强制执行的角色。对于法院的这么复杂的角色定位，能否充当好其应有作用，笔者是持怀疑态度的。首先，公共利益的判断应该是民主问题，法院介入缺欠正当性。况且从我国法院当前的地位、权威来看，也是不具备条件的。从近几年国内出现的拆迁钉子户案例来看，法院已经陷入了尴尬境地。至于，人民法院在拆迁安置协议方面的争议，以及履行行政强制方面的职能，也是存在不同观点的。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强制拆迁是否应该建立行政裁判所，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