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拆迁条例》是否有权界定公益
宪法第13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非公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显然《宪法》、《立法法》是排除法律以外的行政法规可以作为征收权的依据，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范围，应是法律保留事项。《拆迁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在没有法律依据之下，《拆迁条例》的规定就存在违法、违宪的可能。
进一步讲，作为普通公民的房屋是否符合强制拆迁条件，是以城市土地是否被重新规划，而规划的标准则是：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那么，《拆迁条例》所规定的“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是否与公共利益有关连，是否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表现形式，已经不仅仅是从《拆迁条例》中所能讲清楚的，必须转向对关注《城市规划法》（1990）的规定。反之，若行政法规的前者有作为法律的后者之依据，而后者的标准又与公共利益标准吻合，《拆迁条例》的违法、违宪性就不能简单的成立了。
2、城市规划与公益利益
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法》是如何规定城市规划制度的呢？而规划这一行为是否公共利益的体现，笔者从以下两个层面分析的结果是：
一是，从规划内在的实质层面来看，公共利益究竟包括什么呢？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经验来看，一般列举一些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一般包括：列举以下方面：（1）有关国防、军事事业；（2）铁路、公路、河川、港口、上下水道、电气、燃气、广播、气象观测等建设事业；（3）国家或地方共同团体设立的办公场所、工厂、研究所、公园、市场等建设事业；（4）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指派的建设者，由他们所进行的住宅建设事业或住宅用地事业；（5）根据其他法律可以征用或使用土地的事业。[8]而有的国家，例如美国宪法也将修正案第五条“公共用途”的规定 “公共利益”实质判断标准内容。那么，政府部门作出的城市规划可视为公共利益范畴？首先，我国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那么如果我们从避免公用地悲剧理论上讲，规划则是其最好的办法，也是公共利益的一种考量，因为经验证明：集体资源的自由使用会毁灭所有的集体资源。[9]因此，现代社会仍然单纯地依据传统的所谓“公共使用”之类的标准或者所列举的标准来作为判断公共利益的唯一指针，似乎与我国的国情及社会的需求不太相符。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主张《物权法》保障私人财产权的理论者，忽视了我国一个基本现实：在1990年《城市规划法》尚生效，那么之前建造的房屋往往是未经科学规划的建筑，这些房屋的征收征用乃至进行旧城改造，存在我们现实必须正视的一个难题。当然，我们认为，政府部门滥用职权，打着“规划”的名义来进行所谓征收征用的危险也不得纵容。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必须做到规划科学，不能出尔反尔，我们可以要求，规划作出之后，在若干年（例如50年）不得更改，除非有其它法律规定的重大公共利益的情形，否则让经过政府规划的合法建筑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公民的财产不因规划的任意性而受损。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草案）》仅规定了总体规划的期限为20年，而其它规划的期限没有作出期限方面的限制，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必须给予相当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