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于当下中国能动司法的认识显然是极为简单化的，它不仅没有意识到现实司法的复杂性，也没有意识到司法裁判其实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解答题而往往会是一种多方利益与多重关系的复杂权衡与谨慎平衡。这种简单化的认识、甚至是“误解”反过来不仅会阻滞能动司法在中国社会场域中真正地被理解，而且也是极不符合中国人的认识逻辑的。比如在西方法律知识视域中相对立且矛盾着的两极点，在中国的语境中，恰恰是构成一个整体所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其关系是“和合”的，[23]不同的只是在其中的分工而已。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司法意识形态，能动主义及其视域中的张弛有道、游刃有余，也是容易为中国法官在司法裁判中所接受的。[24]
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点，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建构能动司法时，必须要彻底抛弃西方的法律知识，用中国人自己的理解与方式，或者用中国人自己的表达与知识来建构呢？是否意味着对于能动司法的理解，必须彻底脱离西方的语境，完全回到中国人自身的世界里来呢？那肯定不是。一方面，不仅中国的司法知识及其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而且包括中国法学的产生与发展，长期以来都深受西方法律/司法知识的影响。当下对于能动司法的理解与建构，尽管就空间而言是发生在当下中国的社会里，但实际上，不仅其讨论与建构的知识语境是西方式的，而且参与讨论和建构的知识素材大部分也是来自于西方的，甚至我们讨论与建构所隐含着的对话对象也是遥远的西方（比如司法能动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已经回不去了。在当下中国法律场域中，尽管中国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存在，也尽管中国法律知识及其表达的自主性成了一种很强烈的需求，但西方的法律知识已经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而且这些知识也已然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与行动逻辑。在中西相渗、相融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下，我们显然不可能再完全用过去的当然也是相对纯粹的中国人自己的理解方式来建构出一种司法模式。即便是建构起了这种模式，也肯定是既不适合于当下中国人，也无法与西方展开交流、被西方所理解的。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利用我们自身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来看待这些知识呢？我们又该采用怎样的方式，利用哪些知识，来建构我们社会及其生活所需的司法呢？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命题；能动司法的知识建构与实践只可能是一种尝试。或许，我们一方面需要把西方的知识与文化过滤为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情愫，另一方面又必须要将中国的因素改编成西方的、现代的因素；亦或许我们还更应当务实一些，当我们尝试着建构一种司法模式的时候，无论其建构所需的法律/司法知识是来自西方的还是来自中国本土的，抑或是这种司法的运作模式及其实践在概念上叫做能动司法还是司法能动（主义），只要它能够保障人们全面自由地发展、幸福安宁地生活，只要它能够让人们充分且平等地享受一种和谐正义、至善美德的生活，就足够了。这或许才是能动司法命题讨论所开放出来的、对于我们更有意义的一些思考。
七、结语
能动司法既是一个极富时代气息的命题，也是一个内涵深刻丰富的命题。虽然我们通过怎样的司法来体现司法知识的世界观，以及如何能动来体现司法知识的方法论，并大致建构起了一个能动司法的知识基础，但是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命题和实践，围绕着能动司法仍然还有很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在进一步的观察中予以深入的探讨。例如，如何界定能动司法的概念内涵，进而避免能动司法的泛化问题？能动司法的大规模实践是否会增加司法的运作成本？在当前案多人少这一矛盾越发突出的背景下，中国的法院系统能否承载得起能动司法，并保证其长期而稳定的良性运转？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进一步的观察中继续提炼进而不断完善这种司法的理论与模式。即便我们在有关能动司法的推演中将其定位成中国司法改革的一种新的司法模式，甚至是基本的取向，我们仍需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更为复杂的认识结构中，进一步开放出能动司法命题讨论的可能性以及可能被当下所忽略的意义，从而完善我们对于中国司法及其改革的认识。
当前中国的司法改革的任何一项措施的实施，或者一个概念的提出，都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对于能动司法，包括对于我们当前所正在行进中的司法改革道路，无论是观察还是参与，我们都必须要处处小L}谨慎。虽然我们都期望能够更清楚地展望我们未来的生活，或者更好地设计出我们的未来，或者哪怕是如何朝着未来迈出下一步；也尽管我们都期望能够建构出我们自身解释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话语体系并为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提供整体性的解释，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他/她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但无论有关能动司法的争论能否成为最终撬动中国法律发展逻辑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对于未知的将来，对于将来未知的风险与威胁，我们该作如何思考和行动呢？对此，我们仍需要在摸索中寻找到法律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