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另有观点认为，应由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名称立法等与市场、商品、商业有关的经济立法来调整，即由其中某种或某几种来调整。笔者认为，上述法律的适用是有限的，应仅限于商标、商品、市场各相关领域内的相关的冒名问题，且它们的重点在于保护财产权有关的经济利益和经济秩序，缺乏对精神权利、人身权利的充分关怀，不能很好保护它们，不够全面。
（二）现行著作权侵权救济制度设立的局限性
著作权侵权中的署名侵权行为，在目前的著作权侵权救济法律框架下，能适用的主要是我国《著作权法》第46条第3项和第47条第8项规定，“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为为侵权行为。但由于该规定的“假冒他人署名”所针对的是盗用、假借或擅自以他人署名发表、制作、出售作品的行为，规范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其适用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楚。显然，对以合法的姓名权或名称权为规避法律的基础性手段，冒称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的冒名侵权行为，能否援用这一条款进行认定和处理存在争论。如此以来，对冒名侵权这一种新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缺乏直接的法律适用依据和具体的操作规范，这无疑不利于追究冒名侵权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自然也不能有效地保护知名作家的署名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因此，在国内图书市场中知名作家署名被大量冒用的情况下，囿于现行直接的法律适用依据和具体的操作规范的空缺，即使在接到知名作家申诉和其他知情人的举报，发现地的市场管理部门和著作权维权部门也难以依据明确的法律条款，对冒名侵权行为进行查处。同样，由于法律本身的空缺，被侵权的知名作家行使当事人诉权即署名司法救济权利也不能得到法院的有力支持。从现有的民事侵权立法精神和相关规定来看，无论法院援用《民法通则》第7条所强调的“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冒名侵权行为人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滥用姓名权或名称权为由，判决冒名行为人承担著作权侵权民事责任；还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判决冒名行为人承担违反著作权诚信义务的民事责任，均要冒法官造法的风险。可见，在具有特别法效力的著作权侵权救济法律框架下，或者在具有一般法效力的民事侵权救济法律制度范围内，均难以找到解决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的直接法律条款和有效制度方案。基于此，完善现行著作权侵权的法律救济制度，把包括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等新型的著作权侵权形式纳入到著作权侵权的法律救济制度框架内，是十分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