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教授也不是不屑群众提供犯罪线索和证据，而是不赞同当局假借群众之名提供线索和证据，换作在打黑程序中，律师被自己的被告人检举，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先生可以说，被告人因为被律师诱供，供出律师后可以为自己减刑刑罚所以举报律师，那么，律师到底改变了被告人何种证词呢？按说，当局是代表国家打击犯罪，律师是代理被告人维护其合法权益，但是，在重庆打黑中，却发生了被告人和当局联合收拾律师的司法病态，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要收拾了律师，以后的打黑程序就可以少有律师辩护呢？这样就可在没有律师辩护的环境下顺利打黑呢？说句题外话，在朱明勇律师代理的案件中，被告人樊奇杭被刑讯逼供的证据材料难道先生不得而知还是视而不见呢？群众和政府走到一起，先生说贺教授大力反对，那么，请问先生，何为群众呢？是不是举报和检举犯罪的是群众，被举报和被检举的人就不是群众呢？难道在举报和检举中不会发生举报和检举不实吗？难道每一起检举和举报都是犯罪吗？都需要依照打黑的特定程序办理吗？换做在李庄案中，被告人举报和检举律师，那是不是被告人在此就是群众，那是不是龚刚模这位群众也支持以重庆的违法方式打黑呢？而被被告人举报的律师在此就是敌人吗？律师为涉黑人员辩护就是反对打黑吗？李庄律师在此就是打击的对象吗？在李庄案中，我们充分见到重庆打黑的个中违法行径，这样的群众和政府联合，贺教授的质疑难道有错么？

　　贺教授也不是对文强伏法不服，而是对重庆打黑过程中的“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的违法程序不服，刘仰先生撇开程序违法不说，首先拿出文强案来说事，显然是想借文强案的民意来反驳贺教授，但是我想说，贺教授未曾说及对文强伏法不服，请不要随便给贺教授戴高帽，然后再一棒子打死，这样的学者伎俩，应非您所为。将贺教授说成对文强伏法不服，先生的这个逻辑实在让学生失望，你要攻击贺教授完全可以摆道理，但您却将贺教授说成对文强案不服，这明显是想借支持文强案的汹涌民意来对抗贺教授，对此，学生倍感心痛。而文强有无喊冤，他是基于自身的犯罪行为而言，罪有应得的下场是文强之死的写照，而贺教授对重庆打黑程序违法的慨叹是在表达对重庆打黑中的程序不公和不义的不满，难道质疑和批判打黑的程序违法就是为文强翻案吗？难道就是为文强喊冤吗？这样的逻辑推理恐怕并非与先生学术水准相称吧？

　　贺教授在文中说：“请各位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没有证人出庭与否取决于他或她的意愿的规则”，未曾想到，刘仰先生竟然举出了美国的例子，真不知刘仰先生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难道连贺教授在此所指的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查找相关规定都不得而知吗？难不成按照刘仰先生的意思，在中国审理案件却要适用美国法律吗？如果刘仰先生连这个都未予搞清，我的建议便是再读贺老师之文，顺便温习一下中国的法律规范。再者，我要请问刘仰先生，重庆为证人出庭作证做了哪些便利条件？提供了哪些方便呢？难道将证人全部关押起来便是可以不出庭作证的理由吗？刘仰先生也说了：“美国的公权力机构为证人提供保护，包括改名换姓、异地安置等，条件就是换取证人出庭作证。因此，美国证人保护法的本质就是：为了让证人出庭作证，政府以其他条件作为交换，所以，证人“出庭与否”，的确“取决于他或她的意愿”，在此，我们反观在李庄案中公权力的做法，哪一位证人享受到了公权力的优待呢？哪一位证人被公权力以其他条件做交换而为了澄清案情而出庭作证？在所有证人都被公权力关押的情况下，公权力再声称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这难道还能取决于证人的意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