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先生断定，南方报系和贺教授故意把打黑歪曲成“文革”，所以，这只是贺教授小圈子的看法，而不是事实，先生还举例说明，有过文革经历的人应该知道，文革时砸烂公检法，群众闹革命，就此重庆所做的一切，都在严格法律框架内，按照公检法的法律程序办事，与文革“砸烂公检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此，我很是纳闷，先生何以就断定重庆所做的一切都在严格法律框架内，都是按照公检法的法律程序办事呢？重庆打黑，大众赞成，打黑变黑打，多人指责，那么在李庄案中，各种违法行为难道都是在严格的法律框架内码？都是按照公检法的程序办事吗？在此，我很想得知先生所谓的严格法律框架是指什么？法律框架应是在依法程序之内办案，但是，从李庄案的各类程序来看，公检法联合组成调查组，政法委从中协调案件，案件在所有程序之中都是重庆速度，速战速决，只为不给辩护律师充裕的辩护时间，好让李庄尽快入狱，证人被限制自由被法院说成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这样的法律框架，这样的按照公检法的法律程序办事，难道就是先生所说的法治理想吗？难道就是先生所理解的法治内容吗？当然，上述的违法办案肯定不可与“砸烂公检法”同日而语，毕竟，重庆还没有胆量砸烂公检法，但是，行政指导公检法办案的司法沉疴却不比砸烂公检法优越多少，一个是行政权办案，一个是以司法权的名义让行政权在背后指导案件，这样的司法程序，我看只是司法略微进步的显证，但却远远不是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对于贺文中公检法被谁掌握，我倒认为，公检法不仅被“造反派”掌握了，而是被权力操纵了，权力操纵下的法治理想，只不过是领导人权力追求的工具罢了，而司法人员也只是做了司法权充当工具的一个棋子，但却付出了司法擅断和司法甘受行政指导的代价。贺教授的法治理想在此应是公检法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在法律层面内依法打黑，而不是运动式执法，而不是政法委指导案件办案，这样的法治理想，刘仰先生难道觉得不够“理想”吗？

　　刘仰先生将贺教授的公开信中：“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抓获‘涉黑’人员近五千人。”说成贺教授文中的“我们”不是群众，说贺教授已经把自己与群众对立起来。这种打击黑恶势力的社会正气，在贺卫方眼里，不过是“当局发动群众密告”。我要试问先生，群众来信和检举肯定是反腐败的一个主要方式，但是为何不见在之前接受群众举报和检举呢？当然，先生可以说，之前未打黑，那难道之前社会就不黑吗？打黑的社会正气，人人都赞同，贺教授所说的“当局发动群众密告”主要是指在一些案件，群众的密告完全是当局一手操办而成，而不是群众的真正举报，是以群众之名，行打压律师之嫌，换做李庄案而言，被告人举报律师，这在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之事，但在重庆就可以发生，而且当局还据此对被告人龚钢模予以减刑，这样的司法丑态怎会是社会正气的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