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进行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的时候，需要关注“中国”话语的两种语境，不能将不同语境中的中国混为一谈，同时也要注意这两种语境中的“中国”的学术传承性。第一个“中国”以及支撑于其中的法律文化传统是我们进行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时所不能回避的文化因素，构成了中国学说史研究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二个“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形成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是我们法治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宪法学说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地理纬度上的中国
在地理维度上，“中国”是与“西方”相对的概念。但是由于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主要是欧风美雨、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研究首先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中国宪法学说史尽管是关于中国本土的宪法学说发展史的梳理和研究，但是其研究的对象在本质上与西方的宪法学说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性，也就决定了中国宪法学说发展中的浓厚的“西方背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中国人在中国的本土上研究西方的宪法概念，即所谓的中国宪法学实际上变成了“西方宪法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尽管，在宪法学传入中国的一百多年中，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在为“宪法学的中国化”而努力，但是，毕竟宪法这个概念是一个舶来品，在我们的法律文化传统中尽管存在现代宪法的某些元素或宪政价值的片段，但总体上还缺乏宪法的“限权”等基本价值内涵，所谓宪法学的中国化仍然是长期的发展目标。
在学科形态上，宪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解释和解决本国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各种实践问题是宪法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基于学者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宪法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学术的关注点集中在中国问题的解决，突出了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这种本土化的发展趋向对于解释中国的宪法问题、形成中国的宪法学说、创建中国的宪法流派都有着不同形式的促进作用。尽管囿于现有的制度框架，我国宪法的实践性相对比较差，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学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完全隔离。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很多宪法争议，都可以用宪法原理予以解决：或者是运用宪法原理解释宪法事件，阐释现实中遇到的事件或制度所蕴涵的宪法原理，或者是从现实问题的关注中，探索宪法规范和制度的良性化，建构符合本国国情的宪法学理论体系问题。而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既是宪法学获得生命力的源泉，又在客观上推动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与更新。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和研究，要求研究者以一个司法官的视角甚或以法官的名义，就事例中所触及的宪法规范、原则、原理、精神等问题进行有根有据的深入阐释；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立足于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并对相关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及精神进行学理解释，或宪法诠释，或宪法论证，抑或宪政建构，来为司法实践与学术研究提供宪法法理之养料[5]。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宪法学研究逐渐从深邃的纯粹思辨理论研究变成一种应用性、实证性的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这种宪法理论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后，再经过宪法学者的提炼和升华，就会成为宪法学说，成为我们宪法学说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地理纬度上，中国宪法学说与西方宪法学说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换言之，之所以强调中国的宪法学说，主要是相对于以前我们对西方的宪法学说过分重视有关。从宪法诞生的文化传统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诞生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传统中，是在西方的自然法观念、理性观念、宗教观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西方宪法观的这种文化语境使得现代宪法的基因无法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自生自发地成长出来，而只能通过移译西方，以西为师，将西方的宪法概念和制度引入或移植到我国的法律文化中来。基于这种特殊的背景，在传统的宪法学研究中，我们有时过分重视对西方宪法学说的引介和对西方宪法制度的移植。诚然，在宪法文化不发达的中国，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植根于西方的自然法传统、理性传统、宗教传统根基之上的西方宪法文化毕竟是异质于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在大规模地引介和移植西方的宪法学说和宪法制度的同时，我们需要同时反思其与本民族文化的接榫问题。否则，引入和移植的宪法学说和宪法制度就会面临着南橘北枳的尴尬局面。因此，在对中国宪法学说史中的“中国”进行限定时，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百余年的宪法学说发展中，大部分内容是中国学人对西方宪法学说的引入、介绍和评说，而缺乏一种自觉的学术意义上的反思，没有充分地根据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制度结构，独立地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宪法学说。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宪法学说史时，需要关注的一个理论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