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笔者试图以当前热议的“县委书记高配”为例，探讨将董必武有关党政关系的思想引入微观分析的可能性，探求其应然的实践指导价值。

　　一、董必武“党政分开”思想的基本内涵

　　董必武先生对于“党政分开”问题有着丰富的思考，大致可从如下五个方面进行浅窥：

　　第一，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党政分开的基本前提。党政分开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分开，而是要在坚持“党”对“政”的正确领导的基础上在领导方式的层面予以相对分开。董必武指出：“党组织要领导国家机关工作，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2]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成为政权机关的领导党，是由于亿万人民对它的信任。”[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党的领导总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形式体现出来，把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结合起来，用法律手段实现党的领导，保证党的领导，才能促进社会主义法制事业的进步。”[4]

　　第二，党政分开的思想源流。由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对苏联思想的极大借鉴，因此党政分开的思想可分别从苏联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和我国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中溯源。一方面，列宁、斯大林对于党政分开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论述。如列宁指出：“党的全部工作……同时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5]，并且“必须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6]。也就是说，党对全部工作的领导应是通过苏维埃间接实现，而非直接的“越俎代庖”。斯大林对这一观点作了肯定与延伸，他指出：“党掌握政权，党领导国家，然而不能把这一点了解为党是越过国家政权，不要国家政权而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不能了解为党是越过苏维埃，不通过苏维埃而管理国家的。这还不是说，可以把党和苏维埃，把党和国家政权等同起来。党是政权的核心。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能是一个东西。”[7]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对党政分开有过明确的论断：“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了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行政机关搁置在一边，……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8]

　　第三，党与政权机关的相对独立。基于以上的观点，董必武提出了党与政权机关相对独立的思想。他指出：“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它并不直接向国家机关发号施令。……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组织的职能。”[9]从而首次正式将党政分开的思想引入到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实践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