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以逃避法律的惩罚是一件正当的行为吗，或者是在作恶吗？

　　苏格拉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伦理学命题：作恶在任何意义上对作恶者都是恶的与可耻的。所以希望活得高尚的“义人”（笔者在这里姑且借用圣经中的词汇，表示苏格拉底所自我期许的那种人类楷模）在任何处境之下都不能作出恶行。这就是苏格拉底本编论辩的核心观点。这样一种“格调”颇高的伦理命题，散发着一种绝对主义的气息，在某些同样自诩“格调”很高的名士看来，自然也是不能否认的。于是，克里托也就承认了这一点，这就使他一步步被苏格拉底带入圈套之中。这种绝对主义的伦理立场，所导致的必然后果是，任何意义上的恶行都不可为；而任何意义上的善，都是义人的持守。苏格拉底故说：“即使人们受到恶待也一定不能作恶”。这就是苏格拉底论辩术的精彩之处，但也是其漏洞所在。但正因为其格调甚高，或许才导致了人们忽略了这里漏洞的存在。因为前一种意义下的恶如果得不到去除，而是被动地予以承受，这难道不能同时可以被解释为是恶行的帮凶，帮助恶实现吗？如果“一切恶行皆不得为的禁令”必须为义人遵守，那么同样的情况只需换一个角度加以表述，我们一样可以得出与苏格拉底后面欲得出的相反结论来。

　　然后，苏格拉底提出了自己第二个伦理学命题：以牙还牙，以暴易暴，以恶报恶，不能被我们认同。义人既然拒绝一切恶行，那么用恶行来回应恶行同样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可接受的。人既然不能伤害他人，那么通过牙还牙的报复行为来维护自己必然也是错误的行为。克里托也接受了这一判断。

　　接着，苏格拉底提出了第三个命题，并且看来相比于刚才那些或许有些抽象或者格调更高的论断，这一论断更具现实性，也更容易被一般人所认同：正当的协议应当得到遵守。苏格拉底认为，只要国家的统治是公正的，那么国家就应当有权利要求他的被统治对象服从它的判决，而此时任何一种不服从都是一种恶行。苏格拉底一生都没有离开过雅典，也对其他国家的政制不感兴趣，他认为这在他人看来构成了他对国家统治满意的表示。他之前的行为，包括他接受法庭审判时，运用国家制度为自己提供的法律机制来为自己辩护，而不是立刻逃走，这都说明了他对国家的信任，从整体意义上认同了国家统治的公正性。如果自己行使了抗辩的法律权利，表明了自己对国家的信任，即使抗辩失败了，这也不会改变前一表达。如果因为要面对一个不利的判决就逃走，那他之前的行为岂不都成了一种虚伪的矫饰。如果自己逃走了，那就是背叛了雅典的法律，那么这无疑于自扇耳光。自己的一生都是在雅典法律的保护之下度过的，自己也从未否认过雅典法律的公正性。所以，在他看来，他与法律之前早有一项协议，那就是他必须服从法律的判决， 不论结果为何，都要遵守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