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精神层面角度分析

　　侠文化的精神与法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地契合，法律所具有的一般价值如自由、平等、正义和秩序也是侠文化的精神追求。也就是说，“侠义”本身并不与法律相冲突，这种精神从本质上来讲是积极的，引导人们向善的，甚至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与法律基本精神并不矛盾。“侠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侠之精神是中华民族高尚情操和生命意志的自然流露。”[15]“在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侠文化概念中，正义价值乃是其最主要的构成因素，抽去此项判断，侠就很难确定其特定的文化形象。”[16]在乱世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的生存权都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而那些自布衣出身的侠士，是最能体会到这种生存状态的困苦和无可奈何的，于是他们挺身而出，维护朴素的社会正义。韩非子，是中国最早谈到侠的人，他说侠有三大品格：第一是“弃官宠交”，这是对不自由秩序的抛弃。第二是“肆意陈欲”，这是对成为主人的自由秩序的追求。第三是“以武犯禁”，这就是对不自由秩序的反抗。侠义的精神又是对平等理想的追求，他们实践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等级社会使得中国的市民阶层更加执着于“平等”的理念。而侠士奉行“兼相爱，交相利”，于是，无条件的兼爱造就了“平等”，有条件的兼爱则形成“义气”。侠者轻财好施，振穷救急，正是为了实现“兼爱”。侠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则是为了铲除“不相爱”。

　　侠文化的精神与法的价值的融通导致的是合法私利救济的产生。法律提倡和鼓励的和解、调解、自主和共同体互助性纠纷解决方式，属于合法私力救济。现代社会，侠义精神仍是一种正义感的体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种正义感引发的行为，往往是正当合法且值得提倡的。例如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这些行为与传统侠义行为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义基本相通。

　　（三） 现代法治背景下侠文化的制度重构

　　从以上论述得出，我们有必要对侠文化进行制度重构。如何重构侠文化，使其纳入现代法治的轨道，关键在于正确运用好纠纷解决机制之一的私力救济。法律的成长伴随着国家对私力救济的控制，但从古至今私力救济却是运用最广的纠纷解决方式。英国一项研究表明，“个人面对较重大的可司法事项只有20%诉诸各种法律程序，？？美国亦有类似特征”[17]。在中国，人们遇到纠纷不愿诉诸公权力组织，而倾向于私力救济，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对侠文化的推崇。从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演进体现了文明进步，但国家资源和能力有限，公力救济无法也不必完全排斥私力救济。私力救济不可能、也不打算取代公力救济，它只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补充替代功能。尽管司法最终解决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这并不等于唯一或首先解决。私人自治与司法最终解决并行不悖，共同构成法治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