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宗法伦理。在以血和婚姻为纽带联结而成的亲属团体内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包括权利与义务等内容的伦理亲情关系。伦理规范的作用在于维持血缘、婚姻关系中具有自身特征的秩序，在伦理关系中，关系人被赋予一种超社会的亲情义务。子孙孝敬父母，尊幼侍奉尊长，不需要任何涉及社会关系的直接理由，而是有其自然身份所规定的义务。法律规范则注重人的社会性，调整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因其社会地位而必须承担相对于国家、组织或其他社会个体的法律义务。所以每一个社会个体均一身二任：既是特定的家庭成员，又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在具有伦理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同时。必须同时履行两种义务。但是由于直接目的不同，伦理与法律在实现自身功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冲突。而在重伦理主宗法的古代，两者的冲突表现得更激烈。为了减少两者的冲突，使它们两者能够共同维系社会的存续，中国古代的统治者特别重视这一问题。“情法并立，互为轻重，既不以法伤情，又不以情淹法；并重情法，共同为治”即中国文明所确立的二者关系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引起了情法冲突的具体解决模式：伦理入于法，亲情义务法律化；区别不同情况，或者法就于情，或者请让于法，或者情法互避。

　　但由于宗法亲情对于整个社会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向宗法伦理倾斜，法律规范往往由于亲情关系而改变：

　　现代社会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古代，尊卑长幼及夫妻之间在法律上具有不平等的地位。汉唐明清各朝法律都规定：尊长与卑幼之间发生相互骂、殴、伤、杀等行为时，作为卑幼一方总是要承担更多的刑事责任，受到更重的法律制裁，且夫的地位高于妻，夫享有较之于妻更多的法律特权。在维系婚姻关系方面，妻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夫可以通过“七出”与妻子解除婚姻关系，而法律却未授予妻同等的权利。另外，对于子女，父亲拥有的权利也较母亲更多。唐律规定：如果母亲杀死父亲，不论是嫡母、继母、还是慈母，作为子女的皆不再受子孙不得告祖父母、父母禁令的约束，也不再履行为母隐忍的义务，可以而且必须向官府告发，这即唐律的重情压亲情原则。法律虽然保护人身权不受侵犯。除了司法机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于囚犯实施考讯，家长对于卑幼实施法定教令权之外，其它任何机关或个人都不得以殴打方式侵犯他人人身权，否则构成犯罪。但是法律同时对授予身为子孙者一种救护权。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子孙对他人实施殴打行为。唐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被他人殴打，子孙当即殴击对方，子孙无罪；即使殴对方受伤，也较普通殴伤罪减等处罚。他人殴打自己的父祖，其行为已构成犯罪，自应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此时允许被打者子孙为救护其父祖而还殴对方，实际上是牺牲国家司法权，强化家庭中的伦理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