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另一方面假设：田某被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但他并没有做过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在田某享有沉默权的时候他有两种选择：沉默或是申辩。但此时申辩更接近于人的本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犯罪嫌疑人反复强调自己无罪的时候，侦查机关会更相信其话语的正确性，因为选择沉默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他更不可能去说谎话；如果不享有沉默权，田某面对说真话或者谎话的选择时，他只会选择说真话，但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依然要怀疑其话语的正确程度，沉默权的相对优势再次显现出来。另一个附加的优势在于，沉默权的存在虽然大大减少了侦查机关获得的信息，但却提高了信息的准确度，即使这一现象在惩罚犯罪行为人方面的影响还难以确定，但在保障人权方面却是不小的进步，犯罪嫌疑人也学会了不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开始为自己的供述负责。而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是不需要为其所供述的事实真假负责的。

　　总结两方面的分析，会发现存在着这样一个哲学上的选择：当我们解决一个问题时，是完全不知有关这个问题的信息更不好，还是知道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错误信息更不好？表现在上文对沉默权的假设中，就是沉默与谎言，在抛却犯罪嫌疑人利益保护上的考量之后，哪个更不利于案件的侦查？这一问题，将成为沉默权制度确立与否的核心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结论仍属于理论上的推演，具体结果仍需司法实践的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沉默权的这种激励机制对于美国刑事司法的影响功不可没，它盘活了整个刑事司法的过程，警察开始以一种非对立的方式看待犯罪嫌疑人，而对于真正的罪犯来说，漫长的沉默也是漫长的内心自省的过程，他不用再去想如何同警察绕弯子，开始以平静的心态面对命运的安排。所以沉默权是一项既改变了警察，又改变了罪犯的权利。

　　让我们回到中国的情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里的如实回答既否定了沉默权，又不准撒谎，是对犯罪嫌疑人道德水平进行高标准高要求的一项法律规定。但由此它也成为了一项无法操作的强制性规范。在废除了刑讯逼供，又没有沉默权保障的司法制度下，我们如何保证犯罪嫌疑人能够“如实招来”？笔者的观点是悲观的：我们无法保证，哪怕用多么高明的侦查技术来摧毁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测谎仪在前案中的应用就是明证。因为缺乏沉默权带来的激励，说谎成为了代替沉默对付侦查机关的优先选择，它使真正的罪犯站在侦查机关的对立面盘算着如何与警察相互博弈，而失去了在沉默中自我权衡、反省的机会，制度没有提供任何激励，反而促使了恶性循环。因为我们的立法仅仅站在规范的角度进行义务上的强制，而没有注意权利上的引导。也就是说，权利和义务的分配错位、分配失衡导致了一部看似中性的法律在实际运用中成为了“恶法”。当“恶法”不能解决问题时，只好搬出测谎仪一类的先进技术以图一次性成功，或者是用这种先进的技术来掩盖自己在侦查中的失误，殊不知会引来更多的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