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没有人承担刑事责任成为了本案为人诟病之所在。侦查机关将精力更多花在了认定事发当时的司机，而无论侦查机关对这个问题心里清楚还是糊涂，它对外界始终表现出一种真假难辨的态度。从测谎到责任的认定，侦查机关一直在为大众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一直在试图分辨田某和孙某谁说了谎，而分辨的难度是很大的，本案也因为这种分辨谎言的努力而变得更为复杂。其实即便如田某所说将车交由孙某驾驶，这也无关责任的承担。因为由此形成的一种“代驾”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孙在车辆行进过程中仍处于生理性醉酒状态，相当于法律上的无行为能力人，实质上已丧失了代理权，而田虽已酒醉但却知孙亦醉酒，而使其代理，这种代理关系是无效的。因此，所造成的后果还是应由田承担。这种情形类似于司机将车交由无驾照的人驾驶，造成交通事故由司机承担一样。侦查机关回避了这一事实转而探求扑朔迷离的真相，这说明无论是真话还是谎言都在本案中具有利用的价值，因为话语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事实追求主宰了案件的侦查。因此想要将案件变得简单，案子变得透明、好办，减少口供中的谎言成为了明智的选择。由此我们提出了本文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沉默权。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将被作为呈堂证供。你有权请律师，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法庭可以为你代请一名”。

　　上面这段话，便是美国刑事司法领域着名的米兰达规则，因为对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保护而享誉世界，这段话也因此成为了美国司法公正的象征之一。但人们似乎更重视米兰达的“头”和“尾”，即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与辩护权。而本文所要讨论的则是中间那句很重要的话：“你所说的一切将被作为呈堂证供”。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所“交代”的所有事实都将被摆到法庭上作为证据进行认证，无论他（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由此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位法律上的公民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而受到侦查机关讯问之时，在享有沉默权和无沉默权的不同情况下，他说真话的机率会如何变动？为说明这一问题，笔者构建一个简单的法律模型。例：前案中的田某被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且田确实做过侦查机关所认定的犯罪事实。那么在田享有沉默权的时候他有两种选择：沉默或是承认。也就是说，他诬陷给孙某的机率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说谎的风险成本太高，沉默相对于说谎是保全自我更稳妥的策略；而在田某不享有沉默权的时候他也有两种选择：说真话或是说假话。真话或是假话的机率在此时是无法预测的，这样就给侦查机关增加了一个任务：即对于田某口供真假性的判断，以防止其误导侦查的方向。也就是说，沉默权的存在不仅可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更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一种激励：不说假话的激励，从而大量减少了冤假错案，提高了侦查机关办案的准确度和效率。由此我们相信：沉默权的真正作用在于它所提供的这种激励，使人变得诚实的激励，从源头上预防了案件的错侦、错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