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对的对私人侦探行为持反对态度的学者则认为，证据是认定某一事实是否存在的根据。搜集证据、研究证据并判断证据，是确认事实存在与否的全部内容。在诉讼中，证据是认定案件真实情况的唯一根据，除此再无其他途径。在刑事诉讼中，搜集证据必须是经法定执法主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才能成为法庭证据。显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私家侦探是没有相应法律地位的，其收集的证据也不能直接在诉讼中使用，其法律效力也不好确定，亦与法律规定的直接言辞原则相违背。并且他们还认为，在民事诉讼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证据取得方式的放宽，并不意味着对公民隐私权的否定，也不表明由国家司法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权的下放，即使其主体扩大到民间组织。因此，私人侦探通过违法手段所得来的证据在证明力上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法学界的分歧使通过私人侦探所获取证据的证明力存在着极大困境。如果这一困境得不到解决，那么将制约着私人侦探业的发展甚至是生存——如果通过私人侦探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那么私人侦探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市场。

　　四、私人侦探业的合法性问题探讨

　　对于已经遍布于我国大江南北的私人侦探组织，如何对其法律地位进行定位，是合法组织，还是非法组织，还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打法律的擦边球的组织，有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对此，许多学者提出，判断一个行业有无存在的必要和产业前景是否广阔，关键看其是否存在社会需求。私家侦探业务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可能有一个较大的拓展，因为随着国家法律的不断健全，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会日渐增多，而我们的公共执法部门却无法满足一些特定的专门需求。因此为私人侦探业的存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这也是私人侦探业目前业务量扩大的原因。笔者认为，一种行为或一个行业是否合法，是以现行法律作为依据的。只要现行法律不反对不禁止，那么就是合法的；为现行法律所禁止的，则没有合法存在的依据。当然，这里同样存在着矛盾的地方，法律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也正是因为如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社会的广泛需求确实可以为私人侦探业的存在提供一个较为正当的理由。说到底，在对待私人侦探业的态度上，主要是一个权力分配和法律亟待规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