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解释论的本质在于强调国家干预，着眼于对自由的规制。把合同解释的权利专属性地授予受理争讼的法官，使得法官在案件裁决中的权力和主动性得到极大的发挥。这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错误，同时也符合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合同法发展的趋势。但是这种观点恰恰忽略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考察。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着力发展商品经济，完成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而西方已经走过的近代化历史，同时也是合同自由的私法精神得到充分张扬的历史，合同自由作为私法活动的普遍准则被人们无条件的认同和接受，原有对自由的诠释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自由开始受到规制。然而，在中国法的传统和现实之下，合同自由的私法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抑制。我曾设想我们应实行早期罗马时代的充分自由，以使人们对合同自由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缺乏近乎偏执的对自由的尊崇，一开始就在思考如何去抑制自由，而不是让自由的理念自由飞翔。表明上看来似乎比别人少走了一些弯路，反而使得合同自由的价值来不及彰显华容就含羞收敛。

　　法律解释的结果是法律，合同解释的结果自然是合同，有权解释论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合同当事人没有成讼时，合同的解释表现为纯粹的“私事”，合同解释能够使得合同的内容更为明确、具体，使履行更为便利和适当。合同的解释必然产生合同的约束力。合同解释的效果明显地归属于当事人；当合同当事人因合同而成讼时，所有人的解释都在力图影响裁决。合同解释对裁决的影响使得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安排更为妥当。生效的裁决不仅直接确定了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而且成为能够强制执行的司法文书。合同解释的效果归属于当事人在争讼中同样是明显的。

　　结　　论

　　为什么要将合同解释的效力作为一个问题来进行讨论，不仅仅是因为学界对合同解释问题的看法有点以讹传讹的嫌疑，而且所谓“有权解释”的观念与合同自由所蕴涵的价值诉求相去甚远。合同解释首先和根本上是一个私法自治的问题，对合同的解释应当在私法自治的基础之上，实现对信赖的保护，兼以法益衡平之考量。谁的解释有效，是要看谁的解释最符合合同自由的法律价值要求，而不是其他。如果要赋予合同解释以效力，首先享有这种权利的应该是当事人。有权解释论授予法官专属性的合同解释的权力，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的。

　　在专制主义司法传统的桎梏之下，法律善意赋予法官在裁判中的权力有时会演变成独裁和专断，当事人的意思或者律师的意见就只能成为一种粉饰而已。有权解释论的谬误之处恰恰在于忽视了中国法制的现实，以后现代的思维来解决处于近代化历史阶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