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设想是校党委由教育主管部门或者政府选派与从学校内部（以教职工为主体）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负责大学的思想政治领导，监督学校是否实行党和国家关于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否遵循了大学章程，大学的领导干部是否忠于职守、廉洁自律等。由党委书记任学校董事会主席，党委其他成员不得兼任学校行政管理领导职务，以保证行政管理权的独立性。

　　学校最高内部行政决策机构为学校董事会，由教育主管部门或者政府指派党委书记担任学校董事会的主席。董事会的董事则由教育主管部门或者政府选派政府方代表、大学内部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教师代表、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大学协商聘任社会知名人士、大学主要的社会支持组织选派的代表、校友代表等几个方面的代表构成。各方代表董事名额的分配遵循以教师为主体、其他各方按实际贡献确定相对比例的原则。

　　学校的校长团队，包括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则作为学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最高执行与日常管理机构。学校校长由学校董事会选举产生，但不得是董事会主席，也不得兼任学术副校长，也可以直接从大学外部选聘，但校长一般均进入学校董事会担任董事。由此大学内部的领导决策与行政管理机构体系便建立起来，既保证了党的领导，也保证了民主决策和管理[22]。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大学的治理中，而不仅仅是政府或者教育主管部门，大学董事会作为学校的决策机构能反映和体现各方面的利益和意志，学校党委对董事会的领导是政治上的领导，不直接参与到学校的内部治理之中，而是通过党委书记兼任董事会主席的方式间接的对学校的决策发生影响，校长团队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对董事会负责，是董事会的执行机构，负责大学内部的事务，这种治理模式下就避免了现行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模式的弊病，并与现行世界一流大学先进的治理模式相一致。（参见图2）

　　图表 2党委领导下的董事会负责制度

　　（二）大学组织架构中学术权力的地位与保障

　　学术委员会是高等学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在目前全国的大学中，已经普遍设立。从实证法的角度看，学术委员会设立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该规定明确了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同时，目前大学的学位委员会还受1978年颁布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规定的限制，该条例将过去的校务委员会改为了学术委员会，并明确了学术委员会的地位是“学术权威机构”。虽然学术委员会的设立于运转具有了上述上位法的规定，但是现实中学术委员会的运作依然没有具体的更为细致的统一条文的指引，它的具体的结构与功能也是因校而异的。

　　1、学术委员会的实质

　　高等院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一方面作为国家中的一种组织，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秩序的一种，因此，来自国家权力的必要的干涉是维护其国家整体和谐性的题中之义。另外，作为一种组织，为保证其有序运转，其本身也应是有一种科层式的行政权。所以，但凡大学，都不能存在于行政权的真空中。

　　而另一方面，大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有别于一般的科研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功能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它的产品是知识和作为知识承载着和创新者的人才，它从事的活动是学术研究。

　　对于学术的概念，可以从活动与结果两方面去定义[23]。作为一种活动，学术反映人们探索和发展知识、应用知识、传播和延续知识的过程。作为一种结果，学术是人类在不同时代关于“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和“人对自己的问题”在认识领域的最高境界[24]。所以，学术是与知识相联系的概念，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真谛的探索与认识。学术委员会中的“学术”既可能指活动，也可能是指结果。高等学校的学术工作龙头是学科建设，核心是教学及其改革，关键是科学研究（包括教学研究）[25]。和其他的人类组织的活动不同，学术具有独特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探究性、自由性与自主性。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自由性与自主性[26]。学术之所以具有自由性，来源于知识作为人类探究的对象具有无限性，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未知的领域。因此，学术研究也就成为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它不应该受到除了学术活动本身具有的局限性以外的限制，而自主性则如我国着名的哲学家贺麟先生所讲：“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由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27] 研究本身是一种关于知识的个体性探索活动，只有给予研究者探索的自由才有知识的全面丰收；研究是专门化的学术活动，故而，外行因为缺少专业素养而没有过问的资格；学者的研究活动既然是一个专业化的理性探索过程，他就有能力对自我行动承担责任，这种责任表现为学术职业有其自身的高度自律性，即一种潜在的职业操守和规范[28]。

　　学术的这些特点，使得学术活动与行政权力之间就存在一种张力。尤其在当代社会，行政权力呈扩展的趋势，它具有的管理特性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术研究活动会具有一定的钳制作用。而知识的本性又使得它具有摆脱这种钳制的倾向，结果形成争议中学术权力。因此，为平衡这种关系，体制设计时往往将一些于学术有关的事务交由大学自己处理，国家和校内的行政机构对其只进行间接管理或者提供必要的平台支持。学术委员会也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从本质上看，它是大学掌握其自身的学术资源配置权并实行自治的核心所在。学术委员会是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其学术自治水平的高度。

　　2、中国大学的学术委员会的困境

　　学术委员会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组织，本应在大学的自治结构中占据突出的位置。但是，近年来大学学术环境的恶化与学术水平的日渐式微都表明，学术委员会并没有成为学术研究的助推器，而是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辅助机构。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表现：

　　（1）学术委员会在党委和校长的双重体制下难以突出其权威性的地位

　　正如上文的研究所显示，我国目前的公立大学采取校长和党委的双重治理模式。虽然《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已经确定学术委员会是学术权威，但是并没有赋予其足够的职权。这样，学术委员会在学校的组织系统中，渐渐成为一个具体的办事机构。对学校“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只是起咨询作用，并未具有高等教育法所授予的审议权[29]。原先所具有的审议权逐渐被剥夺，学术事务的决定权仍然存在于高层的领导中，在现实中，仅有的咨询功能也并未对学校的学术事务产生应有的影响。人事任免上面，校级党委和校长的权力也是畸大的，如有的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校学术委员会设名誉主任委员1人，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委员40-50人。委员由学校党委提名，校长任命；主任委员与副主任委员由校党委提名，校学术委员会通过，校长任命。学术委员会在成立与成员更新方面因此不具有独立性与民主性。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许多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只不过是行政首长利用的工具而已……而且许多高等学校并没有学术委员会章程。没有具体规定学术委员会的审议范围和程序……更为重要的是，许多涉及教师的先进评选、职务评聘中的学术成果认定，实际上是行政会议或党的会议一揽子决定的，并没有或很少听取学术委员会的意见[30]。

　　（2）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中，具有行政职务的成员比例过大

　　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本应是二元结构，在我国曾经有的大学制度中，这种二元性有过突出的体现。如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理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面实行评议会制度，不是教授不得当选为评议员；设立行政会议，成员以教授为限，掌握全校行政大权；成立总务处，管理全校人事和财政，提高学校办事效率[31]。又如西南联大时期，“当时的各院院长都由教授担任，各系系主任，起初就被称为系的教授会主席。联大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教授会是咨询机构，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工作，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向常委会或校务会提出建议，或讨论他们交议的事项，选举参加校务会的代表，等等。教授会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设施、学科发展、学生学习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体现了联大教授治校的精神。”[32]但建国后，因为考虑到对学校加强控制的需要，行政权力有逐渐取代学术权力的趋势。在学术委员会中，有大量行政人员存在。许多大学的学术委员会主任由校长兼任，其成员又由校长任命或聘任[33]。调查发现，各种委员会的构成中具有行政职务（院长、处长、系主任等）的学术人员占多数，而没有行政职务或者领导职务的教授等学术人员比例很少[34]。以上海市为例，按担任的行政职务分析，校级部处长以上者占13.2%，正副系主任（所长）占27.6%，正副室主任占33.1%，未担任行政职务者占26.1%。这里面非科技人员的党政干部占7.4%（个别高达24.4%），绝大部分委员负有行政职务，实际形成了政学不分、以政代学的机构[35]。有37.5%院校的书记（副书记）还兼任学委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造成以党代政代学，党、政、学不分，导致了政治制度上实际存在的“个人集权”。有的甚至规定学委会是“在校长或副校长领导和主持下的行政组织”[36]。这主要有两种弊端，一方面行政人员对学术问题并没有具备专门的知识，由其进行审议学术问题远达不到同行评议的所需要的标准。另一方面，行政工作人员日常事务较为繁重，难以将精力集中在学术事项的讨论上。

　　（3）学术委员会中的老龄化趋向和学术权威专断明显

　　曾经有数据对上海市大学学术委员会进行年龄统计时指出，据16所院校综合统计，主任委员平均69.7岁，副主任委员平均64岁，50岁以下仅占0.3%，委员中61一95岁者占47.6%（平均69.3岁），51-60岁者27.3%，50岁以下占25.1%（平均45.5岁）。这种现象在医、文、艺术等老院校更显严重。用DL（DVeraging　Level）表示老化程度，则DL医科>DL文科>DL艺术>DL理科>DL工科>D体育[37]。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客观的原因，大学一方面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体现尊重知识分子的需要，另一方面，尊老的民族心理也或多或少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学术委员缺乏代表性的第二个表现是通过指定的少数学术权威阻挡了其他学术成员的进入。已经在学术领域具备较高声誉的学术权威长期担任学术委员虽然有助于学术委员会本身地位的提升，但同时也阻止了中青年学术新人参与决策中的博弈。实际上是少数教授对多数教授权力的剥夺[38]。另外，老龄化的结构使学术委员会的活力和工作效率下降，老专家在精力充沛程度和知识创新方面都具有自身的不足，不利于学术委员会应付日益繁重和复杂的学术事务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