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苍南案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法学界一般认为，虽然包郑照22年前输掉了官司，却留下了巨大的法治财富，一是开了中国历史上“民告官”的先河；二是时任苍南县县长的黄德余亲自出庭；三是在开庭审理完毕之后，黄德余主动与包郑照握手，并说出那句沉甸甸的：“无论官司胜败，你们一家作为苍南县的公民，政府今后仍要为你们服务”。这说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官员认识到创建“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即便如今的部分政府在实际运作中已抛弃了这一理念，我们却不能否认它早已存在的事实；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拉近了“官”与“民”之间的距离，使得包郑照与黄德余这对中国传统诉讼语境之下的“冤家”在法庭上仍能够握手言和。反而是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一系列法律保障公民权利的时候，却出现了更多的行政性“血案”。这就成为一个极其吊诡的现象：在没有法律的年代人们可以笃信法律，反而是有了法律之后，人们却越来越不相信法律能够解决自己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了。难道是人们意识到在社会风气已开始混浊的今天，法院也不能“免俗”？所以转而在行政体制内寻求渺茫但却可能存在的正义。一言以蔽之，上访。

　　基于以上的分析，中国行政法的实施所要解决的就不仅是一个“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尊严、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而要从塑造法治得以运行的环境开始，通过社会的启蒙消除人们对于国家专政工具的“魔鬼印象”。具体而言，正是要改变“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种口号式管理模式，以权利义务体系代替命令惩罚体系，作为新时期“良法之治”赖以存在的根基。

　　那么如何改变呢？其实当人们对苍南案件进行赞美的时候，已经忽略了案件背后的事实：县政府调动几十余位武警及县区镇干部300多人对包家附近进行封锁，采取爆破手段连续爆炸17次，对包郑照的房屋实施强行拆除。而这样强硬的手段，就是在“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命令模式下做出的，多年来一贯如此，因为立法没有对其中的“严”与“究”做严厉的限制。更进一步，我们要将作为强拆事件的“苍南案件”与作为行政诉讼的“苍南案件”分隔开来，前者与钱云会等人多年来维权上访的遭遇正好类似：征用——强拆——上访——维稳，已经成为了当今城市建设无法跳出的怪圈。尤其在温州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各方利益的纠缠更显复杂，解决手段也更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