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只是自己的又一篇博客作品，不料此作却三夜（顶多再加两个大白天）成名，遍布于有眼光、有品位、有境界、有深度、有智识的中外媒体，网上也迅速铺了蓝天盖了大地。爱慕虚荣的我，也随之深刻地陷入了良好的自我感觉，相当陶醉，顿感：生命原来可以如此不服输，光阴原来可以如此不虚度，人生原来可以如此有价值、有价位！无聊，有时竟然也可以变得这么充实、有内容，甚至可能会成为一种向往，一种追求。

　　初次体验，我干得还算不错。第一次尝到了甜头，往往容易上瘾。说来也巧，那些日子里，湖北省有一位省长，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超强，为避免一个“敏感话题”的采访，在两会期间公然抢夺了某记者的录音笔。这一政治动作被舆论解读成了法律动作，纷纷要求这位省长给记者道歉，有人甚至还拨打了报警电话，要求立即抓获这位涉嫌抢夺的政要。面对又一位同行遭遇如此“枪林弹雨”，我所能救援的，也就是再立一部法律了。于是，在2010年4月1日一气呵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歉法》，明确规定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犯事时可以免于道歉。该法共5章55条，对道歉法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一般规定、道歉的级别和方法、民间道歉和官方道歉的适用、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算上“按语”加“后记”，也有8000字的中等篇幅。

　　民间立法质量好、见效快。“道歉法”一出台，舆论对录音笔事件就不再起哄了。遗憾的是，此事件并非因为我的道歉法而是因为宣传禁令被平息。虽然我自觉道歉法在立法技术和娱乐效果上均明显强于感谢法，但因着那永无休止的官方“敏感”，道歉法在新闻界行动非常不便，也就没有像感谢法那样穿梭于各家识货媒体了。但更遗憾的是，尽管我路见不平提笔立法相助，为省长免于道歉及时提供了法律依据，可那位大爷至今却没有依法感谢我，忘恩负义的结果便是他已活该下台。

　　奇怪，在国家法律不显灵的年代，民间立法却能深入人心，学习热潮一浪接着一浪。不仅大学教授和高级官员在偷看、称赞甚至传播、转载，工地上的很多农民也从报上剪下来揣在兜里，等过年回家和老婆孩子一起分享。我甚至还收到一个大学生的来信，拿着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法理学》教科书，一本正经地认真教训我：感谢是不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骂我“一个法学博士、大学教授竟然不懂法理常识”。——我虽然一时无言以对，但这足以证明有人“在乎”了我的立法。甚至，我还得到消息，有的法学院（如广州、济南、武汉等地）法理课、宪法课、立法学选修课上教员还专门《感谢法》作为分析范本。这应当算是2010年我的博客作品中的NO.1，也应当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藏和引以为豪的作品。即便我将来发表亿篇核心论文，出版万吨砖头巨著，填平北海、南海、中南海，也无法盖过我心爱的、永远的感谢法典和道歉法典。这就是我的品位，也是对我的法典的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