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盐供求关系上，政府与消费者被二级食盐经销商隔断。在常规情形下，这种“隔断”并不影响社会心理和民生。但在此次危机事件中，公众所具有的一般科学知识和生活经验就不足以确立自信的基础并自主行动了。虽然笔者无法确认最初的网络发贴是否出于商业欺诈的动机，但二级经销商们肯定利用了这种“谣言”式的信息。核辐射危害及其防护的具体知识的不确定性在“利润导向” 的二级经销商和“安全导向”的消费者之间的影响显然是不同的。商人逐利是本性，但也应取之有道，“谣言”式的炒作便有商业欺诈之嫌。从科学素养的角度批评国人的评论家们显然高估了公众对知识确定性的把握能力。要害之处可能并非科学素养的问题，而是官民互信的问题。日本国民也并非都清楚核辐射及其防护的具体知识，但他们“信任”政府，也许这才是根本所在。可见，对“知识性信息”最不敏感的二级经销商在信息博弈中的取胜机会最大，而对“知识性信息”敏感但确定感较差的公众在信息博弈中的取胜机会最小。这种纯市场环境下的强弱格局不是源自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而是源自特定信息敏感性的差异。在本次个案中，二级经销商成功地将消费者的知识不确定性、官民不信任和主观风险因素“市场化”了，于是暴利涌现，民众受损。

　　在此格局下，消费者显然应该获得政府的支援。我们从本次危机处理的政府行动中看到了两种支援方式：一是国有专营盐业公司的储量总担保，即“官盐”；二是政府将自身日常储备的“信息优势”社会化，通过类似的新媒体管道“驱走”谣言，即“官言”。但是，政府最初的单方面声明和有关的知识社会化努力并未立即收到成效，倒是“官盐”大量投放市场之后才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个案的成功掩盖不了危机的未来可能性，“官盐”的硬件式胜利也无法替代“官言”的软件式短板。如果此次“官盐”不足或未来有一天盐业完全市场化了，类似公共危机是否还能逢凶化吉？实际上，我们更应该重视“官言”的问题，而且该层面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官方版本的“知识社会化”在科学上是否可靠，而是公众是否“相信”，即“官言”的主观性维度。

　　“官言”不如“官盐”？

　　日本国民此次没有发生中国式的“抢盐”事件，并不是因为日本的食盐储备如何充足，而是他们对政府的一种日常化的信任。这种“官民互信”不是通过简单的选举民主和政治宣告就可完成的，它是一个漫长的互动过程的结果，而且需要充分调动该社会一切可资利用的公共文化与道德资源，是稳健的公民社会和开放的公共文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