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诉之利益，又称为权利保护利益或权利保护必要，即原告要求法院就其私权主张予以裁判时所必须具备的必要性。[22]作为诉权要件，诉之利益应当根据每个具体请求的内容来考量作出本案判决的必要性及其实效性。诉之利益存在与否，取决于作为诉讼标的的权利能否获得裁判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诉之利益实际上涉及原告实体法地位能否获得司法保护的问题。[23]而作为一种筛选或过滤机制，诉之利益又蕴含着防止诉权滥用的功能。为保证该功能的实现，有必要赋予其一般性判断标准或权衡机制。此种判断标准或权衡机制，即当事人利用诉讼的必要性及其实效性。当认为存在这种必要性和实效性时，当事人的诉求即存在要求获得本案判决的利益。若缺乏此种利益，其起诉将被驳回。
诉之利益标准为当事人适格扩张提供了可能，而诉讼信托则可视为当事人适格扩张的法律技术手段。“如果仅从法律技术的角度观察，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在特定情况下参加诉讼是解决纠纷、保护权利的现实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使其成为适格当事人则是一种拟制，即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以外的第三人只是一种法律拟制的适格当事人。这种拟制的技术在制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诉讼信托。”[24]作为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委托人将其享有的实体权利及与之相关诉讼实施权信托予受托人，受托人基于诉之利益，可以当事人的身份直接参与诉讼，行使诉讼实施权。简言之，无论是涉及公益领域还是私益领域，诉讼信托通过信托制度的三方当事人构架，实现权利行使方式的多样化。
我国现行法尚未确立诉讼信托制度。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各种侵犯多数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屡见不鲜，尤其是在环境与资源保护、反不正当竞争、国有资产保护、民间文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证券侵权等领域，存在严重的保护危机。因此，将涉及多数人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纷争的诉权赋予某些公益团体，既有利于弥补国家行政管理的漏洞，保障法律真正得以实施，也有利于唤醒民众的公益意识，促进公民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抗争。具体而言，应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构建。
首先，赋予国家特定机关在职务上或者公益上的诉讼主体资格，明确其法律地位和特殊的诉讼职能，以解决诸如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环境纠纷以及其他有关公益性或国家政府的财产诉讼等。（注：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例，2008年8月，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向广州海事法院提出环境公益诉讼，将一家皮革生产染整厂告上法庭。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授权检察院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因此检察机关只能从《宪法》、《环境保护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中寻找法理依据。）“这类机关可以是政府相关部门之下的一个特别部门，如德、日、法、英、美等国公益诉讼中的检察官，美国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等；也可以是从政府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机关，如针对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和违反公益的限制性商业协议行为提起诉讼的英国公平交易局，针对反托拉斯法的竞争行为和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等等。”[25]在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第1项和第53条第1项规定，消费者保护官员或经其同意的消费者保护团体均有资格提起不作为诉讼，可向法院诉请停止或禁止企业经营者重大违反该法有关保护消费者规定的行为。在此，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消费者保护官员或团体是该法被赋予原告适格，处于法定诉讼担当人的地位，为保护消费者集团的利益而实施诉讼。[26]与此同时，为及时制止不法行为，减少众多受害者的损失，提高公益诉讼的效率，应赋予此类机关有限地提出诉前禁令的权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