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团体诉讼在本质上属于诉讼信托，即由特别的法律授权，将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权利主体的诉讼实施权“信托”给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使其可以代表团体成员实施诉讼，独立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并作出实体处分。如德国的团体诉讼制度，主要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第1款、《不作为之诉法》第3条、《反限制竞争法》第33条第2句、《实用新型法》第7条和《商标法》第55条第2款等。[18]将诉权赋予以维护某一群体利益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可促使其从本团体所代表的群体利益的目标而积极参与诉讼。不过，团体诉讼的适用范围较为特定和有限，而且并非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一般性诉讼制度，一般只能提起不作为请求之诉；损害赔偿之诉可由被害人自行提起，但该类团体也可以接受其成员授予的诉讼实施权，以团体的名义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相比之下，集团诉讼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在美国甚至可以适用于对法律文件的审查。虽然集团诉讼也包括为禁止一定行为的请求，但主要是以损害赔偿为主，且对违法者的制裁比较严厉。而选定当事人虽在“立法阶段并没有考虑这是为了适用于集团诉讼，但该制度确实可能被利用来进行集团诉讼”。[19]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仍利用此种方式解决了药害事件、食品事故事件、环境污染公害事件、大气噪音公害事件等各种现代型纷争，并形成一系列著名案例，如四大公害诉讼、大阪机场噪音公害诉讼、沙利宝迈度诉讼等。
三、我国诉讼信托制度的构建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认为，以诉讼的方式解决现代型纠纷或事件，除完善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外，尚有必要引进团体诉讼，确立诉讼信托制度。（注：基于本文的主旨以及篇幅所限，关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暂不作讨论。为达到解决现代型纠纷的机能，一些国家或地区通常的做法是几种方式并用。如日本既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选定当事人制度，又在《消费者合同法》（2006年5月31日修改）中设置了消者团体诉讼制度；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于2003年修正时，在扩大选定当事人制度适用范围的同时，创设了公益团体不作为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第44条第3项）。）
诉讼信托源自实体法上的信托制度，是信托制度从实体法向程序法的扩张。有学者主张以诉之利益为标准来界定诉讼信托，认为诉讼信托“即法律规定某一公益团体对某些权益有诉之利益，该公益团体专门为此项公益权利受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时提起诉讼，而组成该公益团体成员可以直接引用判决对有关的侵权人主张利益”。[20]但是，这种观点将诉讼信托局限于公益领域，忽略了私益领域的诉讼信托问题。我们则更为赞同以下定义，即诉讼信托是指“委托人将债权等实体权利及相应诉讼权利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诉讼当事人的身份，为实现实体利益进行诉讼，产生的诉讼利益归于受益人的一种信托制度和诉讼当事人形式”。[21]这一定义既以诉之利益为标准界定诉讼信托，体现了诉讼信托与诉之利益观念密切相关，又未将诉讼信托仅限于公共利益的范畴，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因而较为妥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