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条件性出罪机制”理念的推导与归纳

　　按照传统的犯罪成立理论，犯罪行为发生后不管是停止于完成形态还是停止于未完成形态，刑法都要介入并作出相应的否定性评价，尤其是犯罪目的得逞型的既遂形态，刑法的惩治力度最为明显，这是因为目的犯属于蓄意、预谋型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较之于临时起意性犯罪更具有非难可责性，而且“目的犯的设立，对于控方的举证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控方不仅要证明构成犯罪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而且还要额外的证明特定目的之存在”。但是，在最近几年的刑法立法、司法解释中对于财经犯罪中的某些已经停止于既遂形态（包括犯罪目的得逞型的既遂形态）的犯罪行为附条件地做了轻罪化、有罪无刑化甚至出罪化的规定。如1995年“两高”《关于办理信用卡诈骗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行为人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案发后至人民法院起诉前已归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刚刚施行不久的《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条第四款对于涉税犯罪行为也做了类似规定：“有本条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并且接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最为明显的例证当属2009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条第五款中的规定：“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着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