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成文
宪法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教义，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那里概括得最为简洁而深刻：
宪法是“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更改的”，而普通法律是“由政府制定、政府能够更改的”。[8]如果
宪法先于并高于政府，
宪法权利也就获得了同样的地位，可以发挥对立法和决策的评价基准作用。相比于普通法律中确认的权利，
宪法权利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凡成为
宪法权利的，有着一般权利无法相比的重要性，它们潜在性地为所有人所必须。在这里，我们把
宪法权利理解为那些传统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为核心的表达自由以及信仰自由。尽管当代各立宪国家宣示的
宪法权利种类繁杂，但这些权利的
宪法地位最无争议。它们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一是康德主义的，它强调
宪法权利对于个人人格和尊严完整性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少数派的
宪法权利不利于暂时的公共利益，也要坚定地予以保护。另一个是功利主义的，它强调
宪法权利对于维持社会长治久安和文明进步的意义。在这一方面，
宪法权利把少数人在探求真理、尝试创新举措等方面的价值假定为容易受到平庸的多数的阻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理解，
宪法权利和自由都是根本性的，它是政治机制得以运转的基本平台，即使对于那些为现代
宪法所关注且颇具争议的社会权、环境权等新兴权利来说，
宪法权利也并非没有关联，正如古典自由主义者们所指出的，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中心的现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公民争取具体的物质利益和社会性诉求的有效手段。
其次，
宪法权利是脆弱的。当普通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政府有动力加以救济，救济会强化政府的权威，让政府感到满足。一个坏政府对权威的迷恋也可以通过制止私人侵权来得到满足。即使割据一方的土匪，也会为维持长远的私利来制止侵权，当然，不能因此说他们天性爱好自由。但相比于私人侵害而言，
宪法权利所指涉的那些利益更容易受到公共权力的威胁。例如，政府普遍对公共交通秩序负有责任，那么游行示威自由就会令它感到不快。一个受选民意志约束的民主政府可能尤为如此，而当公众对少数人的示威活动感到不便时，厌恶心理也会为政府施加限制提供激励。从这一意义上说，个人自由往往因政府所不喜欢而岌岌可危。但是，当在每一个具体场合压制个人的表达自由时，无异于一般性地取消所有人的表达自由。因此，需要把那些重要的个人权利放在一个令政府敬畏的地位之上，以免它动辄被政府假借公共利益理由牺牲掉，这就是“
宪法权利”的由来。“权利法案的真正宗旨，就是要把某些事项从变幻莫测的政治纷争众撤出，将其置于多数派和官员们所能企及的范围之外，并将其确立为由法院来适用的法律原则。”[9]作为近代立宪主义的起源，美国宪法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看法。它的《权利法案》的表述方式通常是否定性的，其标准的宣示正如第一修正案所说的：国会不得制定下列事项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着重号为引者加）。因此，
宪法权利尤其显示了其与民主政府之间的内在紧张，它“是防止人民自身多数派的不正当和压迫行为的重要保障。”[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