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解决主体性困境的突破口
几百年来，遵从民法主客二分，人支配自然的规则，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依法”无限的进行着，人在人与自然的“养关系”中处于主体地位。但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匮乏，使人类在民法的适用中陷入了主体性困境：人在自然中依赖自然而追求自己的主体性，然而由于未充分尊重自然规律而又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报复”，出现了严重的反主体性的效应。[9]在人必须尊重和依赖自然的前提上，人类是否还有主体性而言？ 这是从民法的适用过程本身人类所产生的困惑，而环境法的出现为这种困惑提供了一个解开的出口。
在价值观上，广义的环境法作为一种法思想，应当体现在各个领域，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上层建筑等诸多领域。因此，任何法律部门，包括民法，应当体现和反映环境法所倡导的价值观。换言之，民法须经历“生态化”的变革和洗礼。而这种洗礼，或许正是民法解决其主体性困惑的途径。应该认识到：环境法的出现，标志着法律单纯与个人主义结盟的时代已经逐渐褪去，法律与超人格主义结盟，关注社会的、自然的利益，成为当代法律理论和实践发展方向。民法只有依从新的主流法价值观，对自身的价值观和内容体系进行改造，才能保持生命力。主客体概念是全部法律概念体系的起点。环境法能带给民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对权利主客体结构的调整。在传统的民法中，以人为本是基石，人是唯一的主体，具有最高的地位，自然作为客体，法律地位很低，得不到保护。而环境法的理念中，人与自然都是法律的保护对象和服务对象，在法律试图维护的自然秩序中，人与自然都是法律须同时考虑的受益实体。可见，民法的“生态化”，即消解主体性困境的第一步就是讨论自然的法律地位。顺应环境法的价值观，提高自然的法律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值得讨论的是这种提高的空间和幅度。
二、民法的回应
对自然法律地位的讨论，如上文所述，是民法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超人格主义思潮进行回应的第一步。再深入下去，对自然法律地位的探讨其实是一种对民法制度构架的思索。要构建一个好的法律制度，首先需要一个指向正确的理念作为依托，其次，具体而微的立法技术也是关键，只有当“理念”和“技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时，一个法律制度的架构才是成功的，或者说，法律制度的革新才是有实际意义的。
近年来，学界对自然法律地位问题多有研究，动物作为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类关联密切，成为该研究的主要目标。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固守动物的传统客体地位，在此前提下强调对动物的保护，换言之，就是在客体范畴内有限地提高自然的法律地位；二是赋予动物以主体地位，冲破客体的樊篱，实现对动物的保护。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说服力，但是，也都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不能实现“理念”和“技术”的完美结合。因此，这些观点对法律制度的革新，以及这种革新所代表的民法的回应，意义是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