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与超人格主义结盟对民法的影响
以主客二分法为视角
郑青
【关键词】民法；环境法；超人格主义
【全文】
众所周知，早期罗马法有三个分支：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学说汇纂》这样定义三者的差别：“自然法是自然界告诫一切动物的律令……，万民法是使用于全人类的法律……”。[1]这意味着：自然法维护自然秩序，万民法和市民法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在后来的法律发展史上，这几种法律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万民法和市民法演变成了今天的民法，成为人的保护神，而自然法除了给“天赋人权”、“人皆生而平等”等近代民法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外，逐渐消弭了。除了人，自然这个秩序共同体中的其他个体，譬如动物，失去了保障。人成为共同体中唯一的主体，而自然界中的其他存在物沦为客体，受到人类的支配和管辖。当这种支配和管辖发展到极致，人类遭受了报复--环境问题和资源匮乏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当人类意识到这种威胁，环境法--一种新生的法律，作为重新构筑自然和谐秩序的手段应运而生。环境法的关注点是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强化这种保护的必然途径是提高自然的地位。那么，自然地位的提高空间应该有多大，上限又在哪里？民法这部以人为本，人居于最高地位，主客体结构分明的法律，面对自然这个传统客体地位的提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环境法对民法的影响
（一）民法的发展脉络、理念和架构
1.发展脉络
从罗马法到今天的民法，主体的演变过程是探窥其发展脉络的一条主线。“主体”源于古希腊语hypokejenon,拉丁语译为subjetum,意指“在前面的东西”,后用于泛指事物的本源。古罗马法私法将世界视为其调整对象，而世界是多元化的，其主体结构表现为人、自然、神三位一体的混同结构，故而，在法学领域，人之主体地位并不具有唯一性，如博爱迪乌斯所言，人仅是一个“person”（位格），一个以理性为本性的个别实体。[2]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平等的、互恰的。近代哲学家，以笛卡尔为代表，对主体开始有了不同的理解，他们使人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对这种哲学观念作出了回应，将人视为唯一具有法律上抽象人格的主体。人之主体唯一性不仅排除了神的存在，也排除了自然继续成为法律之主体的可能性。神与自然的“位格”消弭了，人与物全然分裂了，这成为民法理念成熟的标志。之后，民法中主体的扩张也仅在人域中得以进行，从奴隶，到女人，到法人，民法的关注点始终圉于人类社会，民法成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人类社会秩序的法律。
2.核心理念
人性在“人性恶论”者眼里彰显着趋利避害和对欲望不择手段的追求，而这种假设恰构成了近现代民法的基础。人是“理性人”，可以进行自决，同时也是“经济人”，其所拥有的财产和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物作为一种自然存在，不具有道德上的“善”与“恶”，也不具有人所特有的理性，故而不能取得法律上之“人格”及其所负载之权利能力，物仅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目标之客体或对象，是人类主体性的证明手段及生存性工具。故而，民法上的主客二分就此清晰了，人是唯一的主体，人之外的所有都是客体，主体只要不侵犯其他主体的合法权利，其对客体的支配、利用、消费都是民法所允许甚至是纵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