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教授于2009年12月在北大出版社推出了最新力作《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可以说，该书是其继《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后关于“罪刑法定的解释原理”。

　　法律需要解释，法律的生命在于解释。波斯纳在其《法理学问题》中提及法律解释问题时有个精彩的比喻：一位排长在前进途中遇到了敌人的碉堡，请示连长，接到连长“前进”的指令后，信号中断，不知道应该是直接向敌人碉堡前进，还是从左边绕过去，对连长的口令进行解释成为排长率队前进的必然。由于成文法存在上述先天的诸多缺陷，使得法律规范常常处于不清楚、矛盾或没有相关规定的状态，而法官必须履行职责，不能拒绝裁判，此时的法官就如同上述比喻中的排长，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成为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必然要求。正如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的那样，法律解释的学术“禁之终不可得禁”也。

　　刑法同样如此。要想使一部刑法典明确到不需要解释的程度绝对是非愚即妄。刑法解释对于刑法犹如营养对于生物，至少可以延长其生命，使其适用成为可能。刑法条文的适用过程就是刑法解释过程，刑法解释正是解释者心中充满正义理念，目光在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顾盼往返的过程。

　　罪与罪之间有的是对立关系，有的是交叉竞合关系。对立关系的罪之间可以探讨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交叉竞合关系的罪之间必须慎言界限，刑法解释必须走出犯罪之间的非此即彼思维模式。富勒在《实证主义与忠于法律》中使用了一个着名的图书馆隐喻：“从具体个案到一个法律概念之间的过程，就像图书馆确定要摆放多少书架，每一种书架要摆放同类的书，而法官面临一个没有过先例的案件，就像图书管理员要决定把一本新书插在哪个书架里。有些书不会引起争议，比如《圣经》和《国富论》，有些书却不那么确定，比如《资本论》和《格列佛游记》。”同样，对立关系的罪之间定罪一般不会引起争议，交叉竞合关系的罪之间定罪时往往不那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