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作为再审事由的“剥夺辩论权”，不应笼括为剥夺平等和对等的攻击防御权。

　　该攻击防御权始于起诉，终于诉讼终结，贯穿于民事诉讼各阶段，一方当事人享有诉的权利，另一方当事人享有应诉的权利，当事人辩论的内容既包括实体内容，也包括程序内容，概言之，原告有诉的权利，可以选择法院和当事人、确定事实与请求，可以增加、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可以撤诉等，而被告有应诉的权利，可以从程序上进行防御，主张原告起诉欠缺诉讼要件，也可以从实体上反驳，或者否认原告所陈述的事实，或者进行权利抗辩，当然被告也有反诉的权利[5]。此种渊源于辩论原则的辩论权，因其极具原则性和概括性，不适于作为具体的再审事由。理由如下：

　　首先，此种解释不符合民诉法细化再审事由的立法意旨。民诉法将再审事由由原来的五项细化为十三项，目的在于增强申诉再审的可操作性，以解决申诉难的问题。原来的五项再审事由，笼统的规定为证据、事实、法律、程序和法官行为五个方面，原则性太强，不具有可操作性，导致申诉人总能将某项申诉理由归入上述五个方面，而法院也比较容易滥用解释权否认存在上述五个方面的情形，结果让申诉人感到有理没处伸。而现在细化再审事由，只要符合该十三条具体情形，法院即应裁定再审，增加了再审的可操作性。因此，如果将“剥夺辩论权”，笼统的解释为辩论原则下的攻击防御权，因其涉及实体与程序诸方面，失之宽泛，与民诉法细化申诉事由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因此不应采纳此种学说。

　　其次，此种解释导致该再审事由与其他再审事由交叉。此后果同样是因为该辩论权极为概括所致，导致其他具体再审事由为之所包涵。比如说，原告可以选择向某一法院起诉，而被告享有管辖权异议的权利，被告享有的管辖异议权如被剥夺，属于“剥夺辩论权”，然而此一情形又符合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管辖错误”的情形。再如，一方当事人享有举证的权利，另一方当事人有质证的权利，如果主要证据未经质证而被法院采信，属于“剥夺辩论权”，然而此一情形又符合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另如，法院未给予一方当事人开庭审理的适当通知，而缺席判决的，显然属于完全“剥夺辩论权”，然而此一情形又符合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情形。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享有的攻击防御方法，如申请调查取证、申请回避，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