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是否可以断言《物权法》所采用的这种将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综合起来予以规定的体例，是一种完全失败的做法？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结论过于绝对。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合理地界定《物权法》关于共同共有的规定的适用范围。
对比《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前后不同版本的草案中关于共有的规定，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变化：最后正式通过的法律文本，对共有制度的调整范围的表述与先前的表述存在差别。
在最初的草案中，有这样的界定：“共有是指两个以上的单位、个人对一项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2]这样的界定毫无疑问来自于《民法通则》第78条的规定。但是，在最后几次草案审议稿以及最终的立法文本中，这样的表述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物权法》第93条） 。前后相比，最重要的变化是，先前将共有的客体界定为“财产”，最后立法上则将共有的客体限定于不动产与动产，也就是“物”.如果说在《民法通则》的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不采用物的概念，而采用财产的概念，因此在条文表述上是用财产还是物，并没有实际区别，但在20多年后，在理论和实务上已经将“物”的概念与“财产”的概念严格区分的情况下，[3]立法上关于共有的界定，弃先前的“财产”而选用“物”,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我看来，《物权法》第93条的规范目的，就是将这一法律中关于共有规范的适用范围限定于物权。这种限定的目的，在一方面是为了与《物权法》设定的调整范围相吻合。《物权法》在第1条、第2条明确规定，该法主要是规范“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
在另外一个方面，该条将不属于物权领域的权利共同现象，排除在自己的适用范围之外。
基于对第93条的这一理解，就可以界定《物权法》中关于共同共有的规定，与其他民事法律中所规定的，基于共同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共同现象之间的关系。如果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基于法律的规定，或者约定，形成一个共同关系，例如家庭共同体、夫妻共同体、合伙共同体、继承人共同体等，构成这个共同体的财产的，可能包括各种性质的权利，所有权、他物权、知识产权、债权、股权等，这些权利都将受到形成和维持该共同体存续的，其成员之间的法律上的共同关系的约束，而成为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共同财产”。[4]但需要注意的是，用严格的法律术语来表述，这些成员并不针对这些财产，形成一种共同共有的关系。这是因为，根据《物权法》第93条的界定，共有的客体只能是所有权，以及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在准用的意义上，根据《物权法》第105条）。只有共同关系人的形成的共同财产中包括了物权的时候，针对这些物权，参与共同关系的成员之间才形成为《物权法》所调整的“共同共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