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闻法制促进了近代报业的快速发展。在深刻的社会危机面前，晚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允许民间办报。1906年7月，由商部、巡警部、学部共同制定并经朝廷批准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从而使晚清政府对新闻出版的管理和控制有法可依了。1908年3月颁布的《大清报律》尽管规定了严格的新闻管制措施，但这部移植日本报律的法律为报纸的合法出版提供了法律依据。它们的出台，大大促进了近代报业的快速发展，使新闻法制成为促进晚清报业高潮形成众多因素之一。

　　晚清新闻法制的历史局限

　　晚清新闻法制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体现了相当大的进步性。但由于脱胎于封建肌体内部，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

　　晚清新闻法制具有强烈的半封建色彩。创办报刊是“开民智”、推行宪政的一种有效手段，需要法律对报刊的创办予以鼓励和保护。但晚清时期的许多报刊充斥着反清言论，严重威胁着晚清政府的统治，又迫切需要法律对报刊进行约束和规范。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晚清政府力求效法西方，希望制定专门法律来控制言论、出版，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正所谓“集会受警察之稽查，报章听官吏之检视，实有种种防维之法，非若我国空悬禁令，转得法外之自由。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厉阶，何如勒以章程，咸纳轨物。宜采取英、德、日本诸君主国现行条例，编为集会律、言论律、出版律，迅即颁行，以一趋向而定民志。”[11]

　　这种变“新闻自由法”为“新闻管制法”的立法目的决定了晚清新闻法制的专制色彩。比如，在创办报刊方面，晚清政府废除了批准制，规定实行注册登记制，但又附加了保证金制，这与当时普遍废除保证金制的新闻立法国际潮流背道而驰；在责任认定方面，《大清报律》的第22条至26条关于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连带责任的规定，使晚清新闻法制对责任认定带有浓厚的株连色彩。这种对新闻自由的既赋予又剥夺，加强了晚清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

　　晚清新闻法制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前文提到，新闻法制是否适用于外报在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有着不同的认识。从公布的法律文本来看，新闻法制适用于外报的意见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大清印刷物专律》“时限”章第1条、《报章应守规则》第9条、《大清报律》第43条、《钦定报律》“附条”第1条都明确规定中国政府对在华所有报刊都有管辖权。但实际上，报律颁布后，“各报馆概不遵行，外人所设者尤甚”。[12]比如《大清报律》颁布以后，外国报馆先以该报律“未得各国公使允可”、后又以其自身有治外法权且报律对其无明文规定为由拒不遵行。对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晚清政府在执行新闻法制时只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放任政策，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包括新闻法制在内都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