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时期对新闻法制的探索。1901年1月，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发布上谕，诏令全国变法，以“务求中外通行”为指导方针的清末修律正式展开，[4]制定新闻法制再次列入晚清政府的立法日程。当年，晚清政府颁布了《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其刑律盗贼类“造妖书妖言”条完全继受了《大清律例》中刑律盗贼类“造妖书妖言”条的内容。但晚清新闻法制是否适用于外报在半殖民地反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个重大问题。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就主张“洋人在租界内开设报馆者”应遵守中国报律。但“《苏报》案”的发生，该问题再次被提出来。据1903年10月20日《申报》载，有御史奏请明定报律，颁给各报馆一律遵守，规定无论华洋商人在中国各府厅州县开设报馆，均须先至商务部禀请存案。待该报律草拟出来以后，外务部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报律未对租界外埠各报馆明定办法，施行起来徒生麻烦，主张从缓。民政部法部在其《会奏报律草案折》也持基本相同观点。

　　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派在广东掀起办报高潮，发表革命言论，主张抵制美货，抨击时政。这使得当地政府十分不安。在中央政府没有颁行报律计划的情况下，迫于形势发展需要，广东等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了新闻法制的先试先行。他们决定对报馆采取措施，予以限制。1906年5月，南海县率先颁布了南海县报律，从论说、公件、驳议、实事、访闻、传疑、录报、来函等8个方面对报刊登载内容作了具体规定。而两广总督则致电中央政府，要求“拟订暂行报律”。制定新闻法制的客观条件逐渐成熟。

　　晚清新闻法律的相继颁布。1906年6月，奉旨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相继回国。他们十分推崇君主立宪国的言论自由方面的法律，认为“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因此在给晚清政府的奏报中提出了“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的建议。[5]载泽等五大臣的意见得到晚清政府的认可，《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7月）、《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10月）等一批管理报刊出版的专门法律陆续被颁布。

　　在相继制定5个近代意义上的新闻法规期间，晚清政府还颁布了与新闻法制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如《着作权章程》、《电报总局传递新闻电报减收半价章程十条》、《重订收发电报办法及减价章程》等。1908年8月，晚清政府在《钦定宪法大纲》中允诺给臣民以言论、着作、出版、集会、结社等多项权利。它们的制定与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法律制度的初步形成，对于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