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闻法制是国人办报热潮兴起的必然要求，是清末修律的重要部分，与清末宪政运动息息相通。本文拟就晚清新闻法制的创设过程以及它的社会影响作出探讨。

　　晚清新闻法制的艰难创设

　　晚清新闻法制建设是从戊戌变法运动开始的，随着近代新闻业的发展而逐步创制的。它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戊戌变法时期新闻法制的萌芽。中国近代新闻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戊戌变法之前，由于报刊尚未形成威胁晚清政府统治的社会力量，以及晚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惧怕，因此晚清政府很少干预当时的办报办刊活动。戊戌变法期间，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高潮。与此前国人办报相比，维新时期“报刊宗旨、内容主要为近代的政治变革服务，报刊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1]直接威胁到晚清政府的政治统治。因此，在其创办的《官书局报》的章程中就明确规定“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专译外国之事”，开始限制官报言论。1898年7月，工部尚书孙家鼐在议复是否将《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时，提出针对报馆的三条官报章程，对报馆主笔、刊载内容、开办经费进行限制，进一步扩充了对官报言论的限制。光绪帝认为孙家鼐“所拟章程三条，均尚周妥，着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2]光绪帝的批复，使孙家鼐提出的三条官报章程具有了法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标志着近代新闻法制的萌芽。

　　针对这三条官报章程，为保障维新派报刊的出版和言论发挥，限制不利于变法的言论，1898年8月，康有为提出采译各国报律，交孙家鼐进呈御览。孙家鼐认为该事可行，便上折光绪帝。同日，康有为在《请定中国报律折》中直接提出在翻译西方各国报律的基础上制定中国报律：“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当日，光绪帝批准二人奏折，对制定中国报律发出上谕：“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由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3]不久，维新运动失败，由康有为草拟的中国报律胎死腹中，但“报律”一词为官方文件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