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基本立法是就全国性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性、一般性法律保护的立法类型；环境各要素、组分保护立法则是指单独就组成生态系统的各生态要素如土壤、水流、动植物等以及表现为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的生态单元进行法律保护的立法类型。从现有立法来看，环境保护基本立法不够完善，而各生态要素、组分保护法却层出不穷。加之各生态要素保护法的制定往往侧重各要素主管部门的自身利益，因此，这种状况易造成了我国环境保护中的有法不治，各种环境与资源破坏行为有增无减，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每况愈下。因此，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出发，其法律保护应当体现整体性、全局性的特点，即在我国环境保护立法中，一方面，应当全面统筹各生态要素、组分保护立法之间的协调，另一方面，应当协调环境保护基本立法和各要素、组分保护立法之间的关系。
4.国家制定法和地方环境习惯法的综合
国家制定法和地方环境习惯法的综合是指正确处理好国家制定法和地方环境习惯法在适用中的协调和冲突关系的问题。
相对于国家制定法来说，地方环境习惯法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所形成的为本地区所特有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法文化形态，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紧密相关，体现了人们与自然相互抗争和妥协的历史进程。作为一种独特的法文化形态，地方环境习惯法的形成以一系列与自然环境有关的地方习惯为基础，最初主要表现为生活在一定区域的先民对生存环境和自然状况的直观认识、信仰、依赖、爱憎等情感和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而形成的物质形态。这些习惯长期地被人们遵守，并被反复适用于调处人与自然以及与自然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因而形成了具有约束力的习惯法。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民族分布极为广泛，因而，有关环境保护的地方习惯法便被赋予了更强的生命力。这些地方习惯法在规制人们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调处人们在自然资源利用中的各种纠纷时，对适用于各环境区域的国家制定法起到了极大的补充、辅助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同程度地替代了国家制定法的适用。因此，在进行我国环境保护立法时，必须要处理好国家制定法与地方环境习惯法之间的协调和冲突问题，使国家制定法与该区域地方环境习惯法相互融合，内化为当地人们保护环境的内心意志和自我行为。
（三）方法的综合
1.按照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进行管理
综合立法模式源自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因此，综合立法模式要求在我国环境保护立法时，要突破传统的按照行政区域和部门进行管理的模式。通过跨行政区域和跨部门管理来保护生态环境，是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的基本要求。国内已有一些成熟的经验值得考虑，例如黄河流域管理委员会对全流域的生态环境具有综合协调和咨询功能，鄱阳湖流域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具有部门协调和决策咨询功能。跨行政区域管理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要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区域政府行政能力、文化历史背景、资源利用方式和传统管理模式等多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做长期的、渐进的机制安排。这种机制安排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和地方规章的安排，上一级行政首长领导下的协调机构安排以及区域政府之间长期或短期的协调和合作机制安排等。[2]针对目前部门分治、部门利益严重的管理现状，从立法层面上确立环境保护主管机关享有相应的行政权力以协调各环境要素主管机关的制度，将是实现跨部门管理湿地的基础和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