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各级政府处于动态变化中，在不同的角色中权衡定位，这就需要法律上规定各级政府的责任与使命。缘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因素的不同，行政主体间的级别衡定已经是多余之举。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之间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平级关系，一味衡定级别只会增加争议而于事无补，突破层级和赋予各行政主体以相对平等的地位，以开放自由的心态营造公共服务的能量场，才是消弭府际争议的正道。从国内环境来看，打破层级实现权力向度的多元化，是建立长三角的区域政府的基础；从行政层级考察广东各城市、香港、澳门间关系，将导致大珠三角渐行渐远；未来的大陆与台湾合并，打破科层制束缚也是大势所趋。中国加入WTO，中国各行政主体与国外政府交流的机会趋于增多，囿于级别衡定并无意义，在平等基础上的共赢才是有效之举。
后国家主义时代，非政府组织将承担起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治理结构，用一种合作主义的治理模式取代“政府垄断”的单一治理。[84]本文力求理顺多元行政主体间关系，以整体治理、组织间网络、博弈论等理论排解府际争议，以协商民主的姿态整合行政力量以有效服务民众，保障府际公平进而维护社会公义。在网络状治理中使处于网络节点上的各方形成一种合作关系，进而形成多方共治。[85]后现代语境下的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团体，将作为公共服务的供应主体登上历史舞台，此时一味追究行政级别并无意义；何况现实层面已经出现了由非行政组织担当的行政主体，譬如高校经教育部授权而获得授予学位职能。府际关系协调应重视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参与合作，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循环互动。通过公法规定公共治理主体，形成多元主体分工不掣肘、既竞争又合作、纵横交错、全方位良性互动的主体结构。[86]促成政府与社团订立服务合同，破除官僚制束缚和实现服务主体无界化，以公共服务法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本文并非囿于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的关系之中，大部制改革践行“大交通”、“大农业”理念，将职能交叉的部委裁撤整合，有中央部委升格或降格，以后持续不断的政府改革都要面对新的府际关系调适；省级区域或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动，但依旧要产生新的地域关系。确定行政级别并不是目的，而从后现代视野考量则可以构建起交流的平台，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后现代主义话语可以跨领域使用，对官僚制进行全面解构，提出了建立在真实、真诚、诚实和坦诚的对话基础上的话语理论。[87]主体间性在各级政府之中发挥作用，从而破除层级而倡导“能量场”的作用，保障政治对话空间的开放平等，打破上级政府自说自话的垄断地位。保障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话语权，各级政府不断地博弈与妥协，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订立行政契约；搭建多元行政主体交流的桥梁，将各节点联结以构建网络型政府；政府之间协商对话和信息交换，实现动态的全方位协同发展。最破除政府间一对一串联的困境，实现并联回应的多对多互动。
中国府际关系的调整任重而道远。我们往往在无奈中哀叹政府改革的步履维艰，小心翼翼的在雷区中前行。但须知，禁区是人为设定的禁区，终究有破除之时，威权无法限制人们对真理的渴求；真理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正是人类发展的原动力，具有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终极意义。宪政语境中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证明合法私权的不受侵犯性，省级政府和中央部委作为行政主体，也有独立的人格尊严，自然也就具备保留权力的天然属性，分权制衡也就成了天赋之法。在公域和私域之界限日益模糊的境况下，明晰公共服务主体是必要的，而这必将打破政府层级，引入非政府组织和社团达成多元共治，为法律体系发展提供指引。加强宪政建设以保障公平、公正、公开，约束公权力并纳入司法体系，侧重立法协调合作以达到事前监督，明晰政府权限以创建治理协调机制，明晰公共利益并对弱势方进行补偿。[88]强调社会公义、理解信任、透明开放等理念；从法律及制度设计层面考量，突破仅从经济和行政区划层面研究府际争议的窠臼，以善法和条约衡量府际治理的绩效，树立共同目标以改革政府机构和促进政府网站交流。注重政府间沟通和充分注重民意，广纳雅言以鞭策政府自身，塑造政府良好形象并有效化解危机；构建政治话语的共同语境以促进协商民主，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营造政府间平等交流、互信互动的语境，在持续的良性互动中谋求未来的网络型政府协调发展。
【作者简介】
蔡英辉，男，1981年生，山东烟台人，行政管理学硕士。 毕业于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供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府际关系研究。
【注释】 “降解”一词可谓是点睛之笔，这是经恩师乔耀章教授指点的，有醍醐灌顶之感。笔者原本用的是“排解”，但府际争议是难以根本上解决的，降解一词的重要意义立现。从立法、宪政、司法、区域行政、整体治理和多元网络角度分析，原本逻辑不清，经乔耀章教授指正后重新排序。
乔耀章：《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表现和成因》，《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P73-77．
秋风：《以司法创新约束地方保护主义》，《南方周末》2004年8月12日．
联邦贸易委员会诉罗勃罗依德公司，《美国法律报告》343卷P470、487.
沈宗灵：《比较法研究》，1998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P224-225．
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89-94．
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廖坤明译，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P121．
何渊：《州际协定——美国的政府间协调机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P88-91．
J·哈贝马斯：《现实与对话伦理学》，郭官义译《哲学译丛》1994年第2期P35-36．
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P128-129．
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P28．
俞德鹏《立政关系法：
宪法概念的新定义》《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6期P39-44．
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P28．
刘海波：《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P36-44．
王名扬：《比较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201-203．
乔耀章《区域政府管理问题初探》,《新视野》2006年第6期P38-40．
四川省商务厅网站：《改革最大败笔在于没能捍卫公义》
http://www.sccom.gov.cn/xxfb/priManager.do?behavior=pri&id=11084&lmbh=11030056&page=/page/commonfy/pri.jsp 刘祖云：《政府间关系:合作博弈与府际治理》，《学海》2007年第1期P79-87．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11．
江必新、杨科雄：《公共利益的语境分析》《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P15-22．
埃米·古特曼，丹尼斯·汤普森：《审议民主意味着什么》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1-63谈火生《审议民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Tom Christensen Per Lgreid：《后新公共管理改革——作为一种新趋势的整体政府》，《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9期P83-90．
詹姆斯·M·布坎南：《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P23-26．
梁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现实抑或乌托邦？——基于对南京市“话语民主”实践的实证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P59-67．
Michael M. Harmon：《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吴琼恩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P149．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哲学和公共事务》第l4卷，1985年英文版，P225-226．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http://npc.people.com.cn/GB/14957/53049/5487958.html 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P57．
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144．
张紧跟：《当代美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的实践及其启示》，《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1期P24-28．
张康之：《论“后国家主义”时代的社会治理》，《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P93-99．
朱德米：《网络状公共治理：合作与共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P5-13．
罗豪才、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P3-23．
李传军：《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及其应用》，《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P14-18．
蔡英辉：《法治视阈下地方府际争议及其消解方略》，《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32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