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区域行政角度整合政府间利益
政府间关系在区域行政中必须有效协调，力求超越级别进而寻找契合点。这缘于区域政府在区域管理、区域治理、区域服务中起着主导性作用。[69]公共利益是区域合作的基点，也是彼此协调的路径。若无公正的秩序，一切都将陷入潜规则深渊之中，各级政府间彼此猜忌和互相算计而导致恶性循环。改革有自身难以弥补的缺陷，若不能扞卫公义将使成果损失殆尽。[70]缺失了公义就失去了保障平等交流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构建宽容的权责明确的制度，就难以让公平的契约占主导地位；民众之间就不懂得妥协；民众与公权力之间也就不懂的互让；公权力与公权力之间则动辄是你死我活的资源争夺。从公共利益出发，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交流初现端倪；加之各部委鼎力相助，总体发展将使参与各方都获益，这符合整体政府发展目标。立足公平的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协作更易实现，当前
宪法规定一切资源都属于国家的条款有悖于公正原则，中央财税部门直接收取税收而地方民众获益甚少，激起了资源丰富地区民众的强烈不满。建议在资源分配过程中，譬如在油气、矿藏及其他资源开发方面，适当放权抑或让当地民众获益，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热情以提高效能。
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政府间交往是主体间性生成的内在根源，强调政府间对话、理解和共识。政府间交往过程中的各方都以主体面目出现，都是彼此间关系的创造者，通过不断塑造相互间的关系而达成共识、理解和融合，这也就有了合作的根基和共同语境。在府际治理的基础上理顺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建立平等协商的组织间网络；立足于地域不均衡发展的现实，中央政府超然的从区域行政角度整合政府之间不同的利益。府际治理机制是“命令机制”、“利益机制”与“协商机制”三者的并存与整合，其特征是既鼓励政府间竞争，更注重政府间合作；既注重单个政府目标的实现，更注重区域内政府间的战略协同。[71]譬如在蓬勃发展的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政府间关系协作上制定“论坛规则”（刘祖云），以行政契约的方式增强彼此互信；在各部委也密切合作的境况下，区域经济将会获得长足发展，这将使参与各方都获益。我国的部委协作往往通过联署办公和联合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这是适合中国情境的法治与善治之路。中国的资源分配并不合理，国家层面获益而地方获益不多，即便收取资源税，税源分配不合理依然使得地方民众难以受益，分税制下的中央强势而地方弱势，弱势的地方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故而地方政府只能通过拍卖土地增加财政收入，实则是无奈之举。当务之急是保护弱势主体的“国民待遇”，而非加强本已处于强势的“超国民待遇”，这样才能构建平等互信的话语体系。
多元政府间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而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和转换，动态对话成为必然。在分权制衡成为主流的情境下，行政主体之间的对话，是主体间性生成的重要方式。对话绝非内心的独白抑或是自说自话，而是交流和无限展开的过程。真正的对话蕴含着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包括政府间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这就超越了层级而置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后现代主义将主体间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使府际关系成为网络交汇点。政府的“主体间性”内在的成为“主体”，在宪政法治框架下各自发挥能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权力分配明确并各司其职，明确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职责定位，摆脱条块思维定势而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达到权责对称、彼此信任进而实现共同目标。善治的过程是国家权力的回归和还政于民过程。[72]中央政府与中央部委关系需要协调，中央部委的合法权益应该保护。通过宪政基点的限权问责，部委与地方政府多头领导，改革政府机构并促进政府网站交流，转变政府职能和树立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
五、整体治理角度弥合府际争议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整体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方向，符合宪政法治原则，或可使府际争议迎刃而解。在国际化潮流背景下，任何国家的行政机构都不能游离于世界行政生态体系之外，而必将接受历次行政改革乃至政治变幻的洗礼。中国希望取得后发优势并赶超西方国家，但历史不会垂青于一厢情愿者，在府际争议频发的情境下，中国政府必须摆出吸纳姿态，在行政方法上引入从政治行政二分法到新公共管理乃至新公共服务，规避中国化进程中的水土不服现象发生，可阐释拿来主义的情境，引入些许移植树木的泥土以增加舶来理念的适应度，学习西方的监督制衡及宪政法治理念来协调府际争议并实现持续发展的愿景。
公益是私益的妥协后达成的共识，但公益的内涵和外延难以界定，从国家到地方，从各部委到省级政府，都有自身范畴的公益。政府所追求的公益可限制、干涉甚至剥夺公民的合法财产权，故须加以甄别并谨慎使用。[73]被滥用的公共利益引发了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争议，征地拆迁引起的纠纷成为民众上访的最大成因已证明了这一点；也引发了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和省级政府的争议。可通过审议民主的方式消除分歧，引导公民及其代表以奖励的方式相互沟通；多元审议的特质在于：参与者乐于参与相互陈述理由、并可改变我们心智的对话。[74]增加地方政府和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并不要求省级政府和中央部委整齐划一和消除个性，而是最大限度的达成共同基点和利益诉求，在危机状态时同心协力，而平常则在宏观目标下各行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