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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府际争议的现状、成因及其降解(中)

  
  豫陕两省关于三门峡水库之争,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矛盾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两省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提出相反的议案,陕西炸,河南要保,争端的层级越出了水利部以及黄河管理委员会行政调解的范围。背后的省际利益考量进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处理不好必将是利益相害的结局。”[28]三门峡水库自建设之初即充满争议,时任领导人相信人定胜天,矢志于治理好千年为患的黄河,在三年饥荒期间倾全国之力建设,不顾陕西的强烈反对而盲目决策;在极端个人崇拜的狂热主义影响下,当时只有黄万里和温善章敢于反对,但最终异议者的担忧成为现实,泥沙淤积给关中平原带来无穷后患,也导致了陕西河南两省的争议全面爆发。实际情况是以牺牲陕西的权益保障了下游的利益,在缺乏司法介入和立法协调的境地下,问题只能一再搁置而难以彻底解决。

  
  蜿蜒数千里的江河流域问题,跨越多个省份的府际争议日趋严重,如长江、黄河东西横跨数省区,协调难度自然增大。2002年7月初,淮河安徽段蚌埠闸向下游江苏境内的洪泽湖泻洪,囤积在安徽、河南境内的大量工业污水也一同排入淮河,下泻到洪泽湖,洪水所过之处,鱼、蟹、虾、河蚌、螺蛳大量死亡,昔日清澈的湖水变成了黑褐色,不到一个月,洪泽、金湖等地的环湖特种水产养殖专业户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亿多元,不少养殖户倾家荡产。再如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造成的松花江污染,致使沿岸的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紧急停水;污染源甚至进入了俄罗斯一侧而引起国际争端。松花江一直以来的污染问题, 使黑龙江对吉林素有成见。黑龙江官方人士说:“国务院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这涉及到黑龙江、吉林两省之间的关系,不单是黑龙江能决定的。”松花江畔当地民众说:“吉林石化一检修,松花江就倒霉。松花江有问题,都是吉化造成的。”[29]此次事件后,国家环保局长被解职,两省也联动协作,尽量将损失降低到最小。黑龙江作为受害者,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提交国务院解决,这就给府际争议的协调增加了难度。

  
  中国省际争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政绩角度看,地方政府从经济人角度出发,都试图分享改革这块大蛋糕,加之法制方面不完善以及中央宏观调控不到位,地方政府从自身政绩角度考虑,争相上马各种等项目,形成重复建设,势必产生竞争冲突,进而形成地方保护,加剧地方政府之间的争议。被中央限制的开发区建设,看起来是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深层次原因却是地方的恶性竞争、盲目开发,而最终的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分割不明确、职能权限不清晰,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边界更是难以划分。何况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跨区域人员及资金流动加速,对于跨区域企业、人员及资金的管理策略,各省市皆有应对之法,地方政府之间的争议难以避免。经济圈与行政区并不重合,譬如长三角就跨越数个省市,太湖流域治理也牵涉到苏、浙、沪的利益,太湖蓝藻问题决非一省之力所能解决,而需要多个省市的通力协作。长江、黄河皆如此。

  
  三、部与部之间争议的案例

  
  多元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体现在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地方政府与中央部委之间出于维护各自利益而冲突不断;部委与部委之间冲突也不断,甚至政策彼此冲突。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师蔡如海如是说,“部门出台的政策相互掣肘,使调控力大打折扣。这也是房价上扬的原因之一。”例如,在“国十五条”中,建设部出的一张牌是 “积极发展住房二级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引导居民通过换购、租赁等方式,合理改善居住条件……”。而税务总局出的牌则是“从2006年6月1日起,对购买住房不足5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超过5年转手交易的,按其售房、购房价差征收营业税”。显然,这两项措施的作用是完全对立的。又如,建设部要求逐步向消费者提供全装修住房,避免二次装修造成的破坏结构、浪费和扰民等现象。国税总局则发布通知,规定购买精装修房,契税应按照合同总价计算,装修费不能排除在外。一个鼓励,一个限制。[30]同样的争议发生在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希望增加税收和提高GDP,同时希望借助拍卖土地使用权获得财政收入,自然会形成希望提高房价的原始冲动;而中央部委则从宏观角度出发,解决居民的居住问题,在压力下自然希望打压房价,从初始目标层面就形成冲突,争议自然难以避免。房地产困境也牵涉到中央政府利益,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财政不宽裕,不得不努力拓展税源;这是多元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杂糅参与的产物,并非单一的行政策略所能解决。

  
  中央部委之间的争议也在所难免,在监督部门和被监督部门之间体现尤为明显。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十届人大十次会议上作的审计报告中指出,41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他有专项用途的资金14.2亿元,主要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办公楼和发放各类补贴。其中举例提到,如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用于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资办企业2204万元。而据《东方早报》2004年7月1日报道,《体育总局否认挪用专项资金,称违规楼已经卖掉》[31]。许多相关部委,连个表明态度和立场都不见踪影,更有国家体育总局否认挪用奥运资金,认为有媒体的报道与审计署公布的“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资金”这个信息不相符。[32]这说明了当前的监督与被监督、制约与被制约的作用并不明显,监督部门处于尴尬境地,虽然审计署年年刮起审计风暴,但对被监督部门的违规行为无计可施,显现了平级政府部门之间的监督困局。而李金华坦陈审计署也被财政部审出问题,给中央部委间关系处理增添了变数;中央部委有很多子部门乃至孙部门,子孙部门想法设法为部委谋取利益。[33]极易使行政权力“决策、执行、监督”分立的意图落空,也给中央部委职能整合设置了障碍。人气极高的李金华退休,审计风暴能否继续刮下去则成为人们观望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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