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将QRA适用于杀虫剂管制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是因为，当适用QRA估算杀虫剂的风险时，往往忽视了杀虫剂可导致风险的其它领域，同时QRA估算往往不考虑杀虫剂的合成效应（即杀虫剂的混合导致更致命的危险）。[54]当适用QRA确定合理的剂量水平时，其往往忽视了杀虫剂对于脆弱群体的高度影响，比如小孩对于杀虫剂的容忍度就非常小，而且由于人们无法确定疾病的病因，以及由于人们对于杀虫剂的潜在影响周期和潜在影响效果缺乏认识导致剂量水平的确认更加复杂。[55]当适用QRA确定人们接触杀虫剂的最大限度时，由于诸如年龄、文化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无法准确确定杀虫剂对于人身造成的伤害，特别是QRA严重低估了杀虫剂对于小孩造成的健康伤害风险。而且，只有在政府有能力监督杀虫剂残留情况时，杀虫剂监管体制所确定的有毒物容忍限度标准才能得以有效运行。[56]QRA固有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无法准确地估算杀虫剂给人们带来的健康风险，QRA虽然是比较杀虫剂各种风险和确定优先管理对象的有用工具，但是其无法为有关人们健康的决定提供可信的基础。总之，由于现行的杀虫剂管制法规采用前述方法规制有毒物质，其缺乏对于人类健康足够的保护。既然粮食增产、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保护是所有杀虫剂管制政策最为重要的目标，杀虫剂的使用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风险，虽然这些风险很难予以定量化，但是保护公众免遭有毒杀虫剂的侵蚀应该成为杀虫剂管制政策的基石。所以，杀虫剂管制法规的使命在于寻求减少人们对于持久的、影响范围广泛的杀虫剂的需求和使用，同时在对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者收入以及害虫数量不具有很大影响的前提下推动较少依赖杀虫剂的害虫控制技术，这应该是杀虫剂管制法规应有的目标导向，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努力地去估算和管理最大限度内的杀虫剂接触几率。[57]
（四）美国杀虫剂规制改革与IPM
尝试确定杀虫剂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的确切危险，并将其与杀虫剂带来的社会收益进行权衡是美国现行杀虫剂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社会的发展使得现行的杀虫剂管理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于是农场主、杀虫剂生产者、消费者以及环保署等均纷纷要求对于现行杀虫剂管理体制进行广泛的革新。现有的改革努力仍然依赖于风险-收益分析方法，并将焦点放在合理风险的界定争议上。有学者认为现在倡导的改革动议由于目标极其有限所以很不幸，这是因为他们忽视了现行管理策略在充分保护农业利益、环境和人类健康时所出现的败笔之处。人们就杀虫剂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所做的推测至今包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争议的假设以及充满矛盾的判断。[58]而且，鉴于杀虫剂使用产生的风险和收益无法得以准确的确定，所以风险-收益方法不适宜用于杀虫剂的管理，特别是当风险不确定和收益被高估时。因此，管理杀虫剂的最好方法就是使得人们对于杀虫剂的依赖最小化，同时推动有效的替代性害虫管理策略的使用，进而实现农业生产力、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之间的平衡。[59]
如前所述许多与杀虫剂管制相关的利益主体都认为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杀虫剂管制模式，为此已有若干关于杀虫剂管制的具体方案[60],其中旨在实现减少杀虫剂适用的综合性害虫管理体制（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以下简称IPM）倍受关注。IPM是考虑农业生产中的诸多因素并试图减少作物生产中杀虫剂使用的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其能够极大地减少使用杀虫剂所带来的风险，所以被认为是现有的最佳改革方案。
IPM作为害虫管理办法强调综合使用一般的害虫控制手段控制害虫的破坏及其传播，IPM“以经济和生态友好的方式最大程度地控制害虫，其通过综合使用各种技术策略确保农业产量并确保害虫造成的损害低于经济损失水平，同时使得人类、动植物和环境遭受危险的程度最小化。”[61] IPM除了使用杀虫剂之外，同时使用其它更能有效管理害虫的技术手段，比如使用农业轮种、生态控制等方法。IPM主要关注自然资源管理和长远的生态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害虫的根除。人们之所以发展IPM技术是因为，由于害虫药性抵抗力的增强和自然控制手段的稀缺性，传统的杀虫剂管理策略处于崩溃的边缘。[62]当然也有人对IPM持怀疑态度，比如教育农业生产者适用IPM不具有可行性，有关适用IPM的信息成本极其昂贵，杀虫剂的成本会急剧上升等等。[63]有人甚至认为，适用IPM会损害杀虫剂使用者的自主权。[64]总的来说，IPM通过适用符合具体情况要求的最合理的害虫控制办法，减少了持续时间长、适用范围广泛的杀虫剂的使用，社会主体得以最大限度地分享其带来的社会收益。IPM通过提升害虫管理效率使得农业生产者和农业经济受益，IPM以生态为基础的方法也保护了环境。同时，IPM由于整体上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这会使得杀虫剂对人类健康构成的威胁得以最小化。所以，涉猎IPM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将其融入杀虫剂管制政策体制之中。[65]
为了推广IPM的广泛适用，应该设立合理的以IPM为基础的杀虫剂管制政策框架：[66]
第一，政府应该资助科研和实验项目进而鼓励IPM的广泛适用，政府的资助应该使得农业生产者和杀虫剂使用者相信IPM是非常有效的害虫控制手段。为了保障实验项目充足的资金，可以提高一些杀虫剂产品的费用。此外，为了保障参加该实验项目的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政府可以向其支付保险金。
第二，鉴于美国政府对于农业生产进行补贴的传统，可以借鉴1985年《食品安全法》（Food Security Act）的模式运用政府补贴机制推广IPM的适用。而且，政府补贴和经济激励有助于能够使得农业生产者放心地采用IPM方法。但是，美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事实上阻碍了IPM机制的推广。[67]
第三，创设食品安全标签，对于是否适用杀虫剂予以认证，由于消费者对于不含杀虫剂食品的日益青睐，食品安全标签制度有助于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同时，政府可以使用标签法规提供给消费者有关其欲购买食品的相关信息，鉴于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青睐，这有助于推动IPM的推广。但是，鉴于重新制定食品标签标准可能会导致市场的混乱，所以食品标签制度的改革应该采取渐进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