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活用水：一项财产权
由于生活功能下的水权是民生所系，作为生活的必需品必然纳入政府管制的范畴。生活用水取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从水源直接取水，一种是从供水企业中购买生活用水。第二种情形更多的是资源功能中的问题，本节我们仅讨论第一种情况。德国1996年《水管理法》确立了水域利用的批准许可制度，水域利用需要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或许可，立法同时也做出了除外规定。《水管理法》第23条对地表水“公共用水”做出了规定，允许“每个人在一定范围内利用地表水”：第24条规定了所有者和附近居民对水域的合理利用。第33条确立了“为家庭生活，为农业、家禽饮用或少量为暂时目的之用”的地下水许可豁免的制度，但同时立法保留了政府有权将上述豁免免除并确立许可制的权利。对于违反许可或批准规定擅自用水的，该法第41条确立了行政罚款制度。概而言之，德国立法确立了生活用水的一般许可和例外管制的制度，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要求生活用水取水获得许可或批准。我国现行立法均强调生活用水的优先性，如《水法》第21条、《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5条、《黄河水量调度条例》第3条等，但是对于确保该“优先性”的制度却没有言及。我国《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了取水许可的豁免情形，对于（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2）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予以管制豁免，但是同时对第二项管制豁免设置了豁免的临界线，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少量取水做出限额规定。
对比德国立法和我国的规定，两国在生活用水取水上实施的均是一般许可和例外管制的制度，这说明对于生活用水取水立法赋予了公众财产权保护，确立了生活用水取水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将自然功能下的水权视为一项财产权来保护，当用水户被剥夺了合理取水的权利时，其应该能从公权力机构获得救济；当用水超出合理使用的边界时，政府可以利用行政权以公益的目的进行干预。我国现行实践中，部分地区--尤其是资源性缺水的农村地区--将公民用于必须生活的取水权予以剥夺或要求支付相应对价，这项制度丧失了合法性基础，其必然不为公众所遵从。[4]因此，立法应该保护公众生活用水合理利用，对于侵占或污染水源导致生活用水受到侵害的行为，立法应该对于生活用水的取水权予以财产权保护，这也是一项基本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