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发挥舆论监督，支持揭发丑恶现象。大众传媒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敢于说真话，反映民情民意，伸张正义。《民主与法制》在诞生之初就担负起这样的使命。1977年在綦江县发生一起县干部吴光林、袁应凡打人致死的事件，但当时有关部门作出“可以不再对吴、袁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意见。《民主与法制》在接到读者来信以后，以《县干部打老百姓致死该不该受国法制裁》为题，揭露了此事，向社会发问：吴光林和袁应凡受党纪处分后，难道就不可以再负刑事责任吗？此外，还刊登了《法律生效的判决为何拒绝执行》等读者来信，编者还加了适当的按语，多次表明要做政法战线尖兵的价值取向。

　　七是历史典故介绍，启示司法公平公正。如何使传统法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是《民主与法制》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创刊之初，它通过《一件冤案的昭雪》、《清末杨乃武案始末》、《张汶祥刺马》等文章，宣扬一种严肃执法理念，激励社会主义社会的司法工作者认真执法。比如在刊登介绍《清末杨乃武案始末》的同时，《民主与法制》还刊登了《杨乃武告诉了我们什么？》，启示读者进行思考。

　　三

　　《民主与法制》在诞生后的很短时间里，就成为政治、法律、社会、伦理综合性刊物，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具体表现是：

　　第一，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进程，为社会主义三大文明的协调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正如创刊两周年纪念会所作评价：“两年来，编辑部在市委宣传部和社联领导下，在广大群众和有关单位的支持配合下，贯彻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促进了广大读者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学法守法；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端正社会风气，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v]

　　第二，《民主与法制》印数不断攀升，最高印数每期达250余万册。1979年创刊之初，印数为2万册。此后，由于需求量逐渐加大，印数不断增加，印刷发行也不断增加。至1984年3月，每期印数达1，790，894册，在上海、天津、武汉同时印刷发行；同年4月，印数增至1，822，590册，净增31，696册；该年8月又创历史新高，达1，933，593册，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南昌等地同时印刷发行。1985年1月，每期发行量更是高达2，581，858册，是创刊之初印数的129倍。《民主与法制》的印数不断创历史新高，表明其发行量不断扩大，读者群在急剧膨胀，这足以充分说明它的社会影响在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