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都立基于传统之中，所谓低俗文化也源于民间传统而根深蒂固，存在的事物必有其生存土壤，有其思维深度和现实层面的支撑，“反三俗”很难毕其功于一役。重视文化建设固然没错，但实现途径仍需广纳雅言理思路，潜心静气而后行。有破才有立，当前破解之路在何方，建构策略如何践行，都是有待商榷的话题。

　　众所周知，王安石改革是为保障大宋国本和民众利益的，但在当时腐朽的吏治体系下，好的政策本意会被曲解和错误执行，反而给民众带来极大的伤害。这意味着，在整个社会文化尤其是吏治文化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往往并非某人或某群体的一厢情愿，善意的出发点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故首先应从行政体系本身着手，而非寻找社会原因。

　　民众文化是逐步营造的，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举例说，梁漱溟的邹平乡村自治试验和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是民间组织的活动，当时政府并未越俎代庖。引导意味着自身水平高于他人，但官员道德水平未必比民间闻达者高，官员无权对民众的道德水准指手画脚。政府的任务是为民众营造安全环境，为民众安居乐业提供保障，为民众提供社会服务。美国总统在手按圣经宣誓之时，其身份首先是普通美国公民，其道德水准未必高于其他公民，自然会以谦卑审慎的态度面对民众，以博爱自省的精神服务民众。

　　缘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国官员的学识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社会对官员的要求标准也较高；从社会期望值来说，官员原本就应是自律的，民间推崇包拯、海瑞的清廉公正可印证。官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自然不能凌驾于民众之上，无论在行为上，还是思维上。若对民众的道德水准表示质疑，意味着对本原产生怀疑，也将自己置于民众之上。但官员的水平实则是参差不齐的，并不存在级别越高道德水准越高的境况；相反，道德欠缺的官员级别越高对民众危害越大，历史事实无不印证这一点。故重视文化建设应该从底层自发做起，而非仅由政府倡导。

　　文化自觉是要求政府而非苛求民众，政府应觉察本体弊病。“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从官员个体来讲，道德品性无时无刻不受外界环境影响，总是在善良与邪恶之间摇摆，当然需要接受贤者监督帮助。可现状明显是缺乏监督，官员个体勿需为集体错误负责，问责制在抽象公意前形同虚设；每个官员皆可推托腐败现状与己无关，法理上确实如此。但从道德自律角度而言，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是责任主体，若每一个官员都能自律，都能以违反道德和法律为耻，集中腐败事件就会大大减少；此时廉政体系建构将并非难事，预防职务犯罪也不必疲于奔命。人无完人，仅凭政府自觉和官员自律仍不够，仍需民众对政府的监督警醒，多维防控体系督促政府回归服务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