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发区遍地开花，这本是件好事。但是随便拿一份开发区的章程，都会发现，里面将外来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叫“外商”，一类叫“内地企业”。对于这两类企业有着不同的政策。不知为什么，对“外商”的政策总是优惠于对“内地企业”的政策。这种区别对待（也就是歧视）的状况既不是爱国主义的，也不符合市场的公平竞争的规则。这种歧视政策导致了大量的国内企业为了获得更为有利的竞争条件，不得不搞“假合资”，同时又使外国公民、国外企业的“身份”本身成为有市场价值的无形资产。只要有这种身份，不用花一个钱，就可以获得巨额财富。因而买卖“身份”的交易又在毒化着市场。类似的歧视政策在我国的其它地方也非常普遍。如对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区别对待，对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区别对待，对申请出国留学的、具有不同海外背景的大学生的区别对待等等。这种普遍的政策歧视现象，不仅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相悖，而且也背离了我国人民一直追求的公正理想。

　　严格来讲，所谓区别对待（歧视）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对某一（类）个人或企业实行的待遇（政策、规则、税率或价格）劣于对其它人或企业实行的待遇。一种是对某（类）个人或企业的待遇优于对其它人或企业的待遇。前一种表现为“排挤”和“限制”，后一种表现“优惠”和“扶持”。人们往往对前一种区别对待非常关注，但对后一种则经常忽视。但是市场实践逐渐告诉人们，这两种情况的后果是一样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在讨论区别对待问题时也曾指出，在美国，将表现为优惠的区别对待视为不合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一转变体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在１８９７年和１９０１年对两个类似案例的不同判决上。在１８９７年，当原告指责一家铁路公司对他的竞争者提供了优惠价格、从而要求铁路公司赔偿损失，但遭败诉。理由是原告没能证明铁路公司对他收取的费用是不合理的。但到１９０１年，最高法院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它已开始认为，任何一个企业对它的不同客户采取区别对待的不合法的。理由是，由于不同客户之间是竞争关系，对它们实行区别对待，就会使有的客户获得较有利的条件，而有的客户获得较不利的条件，它们之间就无法平等竞争。这样，人们也无从了解，一个企业在市场中获胜，倒底是因为它确有竞争力，还是因为它获得了较优惠的条件。因此，对别人的优惠就是对自己的歧视。取消所有区别对待的现象，就是维护公平竞争。

　　在我国普遍存在的政策歧视现象，有两个起因。一个是传统体制的特质决定的；一个是改革开放的策略决定的。传统价格体系本身，作为一种扭曲的价格体系，就是一种对不同产业的生产者的区别对待政策，由这种区别对待政策又会引伸出其它区别对待政策。例如，由于对农产品的低价格，农民就会有转向其它产业、和转向城市的倾向，但这样一来，由低价格造成的农产品短缺现象就会更为严重。所以又采取了城乡户籍制度来限制这样的转移。另一方面，传统体制的特征又决定了它能够实行歧视政策。因为中央政府垄断了政策制定和几乎所有产品的购买和销售。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是垄断者，就有能力实行歧视。传统体制的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歧视的事实，而且形成了歧视的文化。直到今天，大多数人对普遍存在的歧视现象麻木不仁，不少地方政府规定歧视政策时则是不假思索。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区别对待政策却有其合理性。因为一种制度结构转变为另一种制度结构，必然要带来非常大的变化。为了减少震荡，在某些地区或部门，对某些经济主体采取某种特殊政策，作为试点，然后通过其示范效应带动整个社会的改革。但是到了现在，这两个因素开始消失了。一方面，传统计划体制本身要被市场经济取代；一方面，特区和特殊政策的示范作用早已显示出来。现在该到了将特殊政策一般化的时候了，这就是要把特殊政策上升为一般的、对所有人适用的法律。如果不如此，就无法真正实行市场经济，因为它的一个特质就是公平竞争。不仅如此，公平本身也是我国人民一直追求的道德理想的一部分。我们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逐渐摆脱视歧视现象为正常的“文化”，将反对区别对待、崇尚公平竞争作为我们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