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人的躯壳中都蕴藏着智慧和创造力，但只有在适当激励的情况下才会释放出来。如果这些智慧和创造力不能构成人的权利的基础，人们就只能成为法人和机构的附庸，从而这些智慧和创造力不可能得到发挥。在实践中，人们若要组成公司就要投靠“挂靠”单位，作为回报，就必须上缴所谓管理费作为获得“权利来源”的成本。大量的资源就只能用于获得权利，而不是用于生产，因而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反过来，许多个人创办的企业，由于打着“假集体”、“假全民”的旗号，又潜伏着产权归属不明确带来的纠纷。这同样妨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好在我国的市场化的改革还在前进，人们在实践中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法律观念。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已经使许多自然人直接面对市场；近来不少地区的工商管理部门对企业注册程序的简化，已经开始涌现出许多“无上级”的企业或公司。这种形势呼唤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变革：建立和颁布一部以自然人为基础和权利来源的民法；把各种公司法建立在民法之上。公司应该是由人构成的。市场是人的市场，社会是人的社会。

　　二、保护产权：市场经济的基础

　　有一则有关纳税的电视广告，说“税收是国家的基石，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柱”，由此督促公民们纳税。无论从理论性、还是从商业性角度看，这则广告都是不够完美的。从理论上，它没有说清楚政府收税是用来作什么的；公众既然不知道掏钱（纳税）倒底买的是什么，自然也不会有纳税的动力。我想，更好的广告词也许是这样的：“请为安全和秩序附费”。

　　税收的主要用途是政府开支，而政府的首要作用是为其公民及其经济活动提供安全和秩序。比起生产皮鞋和汽车，这是政府更为重要的职责。甚至被称之为“经济命脉”的交通和通讯，也比不上安全和秩序这两种公共产品更为重要。可以设想，一个社会没有交通和通讯将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如若没有安全和秩序，将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如果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和产权得不到保证，他们怎么能够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呢。因此，保护基本人权和产权，维持市场秩序，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前提。这种看法，又得到了以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命名的定理——“科斯定理”的加强。在这一定理众多可以引伸的含义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结论就是，界定和保护产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产权界定不明确，人们之间就有可能发生利益纠纷、以至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如果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人们就不会把资产配置到最佳用途上。当然，在个人层次上，人们也可以界定和保护产权。例如，两个人之间也可以达成界定产权的契约，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财产。但这样作的效率太低了。如果不得到其他所有人的承认，两人之间关于产权的契约就得不到有效保证；自己保卫自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才会有政府。政府法律对所有合法契约的保护，对产权纠纷的裁决使得产权能够得到有效界定；警察系统和常备军的存在降低了保护产权的费用。因而政府被称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最具有规模效益的形式。但是，即使如此，界定和保护产权也是要耗费资源的；并且政府提供安全和秩序的服务不可能被排他地消费，因而不可能采取个别收费的形式，许多个人有可能抱有“搭便车”的态度——不交纳费用也享受安全和秩序，因此政府就必需采取强制性的收费形式——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