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公司法》第21条从关联关系的角度限制了非公允性关联交易，并且在第217条对关联关系进行了解释。虽然该条在“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关系”之外，以“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作为兜底条款来涵盖关联关系的外延，（注释1：在《公司法》修订草案中，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的关联关系的表述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但在最终的文本中将“近亲属”字样删除，大概是考虑到这一关系已经可以被包含于“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到其他关系”。）但是，这一“不乏逻辑智慧的立法技术创举”，“偏重于功能主义定义方式，且没有具体列举关联人外延，致使一般人难以看出关联人的具体情形，且可能导致法律理解和立法解释上的歧义”。[5]（P49）而且，尽管可以推定《公司法》第21条包含了董事间接自我交易的情形，但是该条与《公司法》第149条第4项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明晰。（注释2：从条文表述上看，《公司法》第21条适用的主体包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规制的行为是“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法律后果是“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公司法》第149条第4项仅适用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直接自我交易行为，其法律后果是“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显然，无论是从适用主体还是行为上看，《公司法》第21条均包含了第149条第4项的内容，但在法律后果上却有所不同。）

　　与《公司法》的简单规定不同，1994年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对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人”做出了明确规定。该规范性文件是在1993年《公司法》实施后制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公司法》关于董事自我交易范围的立法缺陷。但是也应看到，该规定尽管考虑到了与董事存在亲属关系或者经济关系的各种情况，但在具体的列举上仍然有重大遗漏，比如将“子女”仅限定为“未成年子女”，而且该条规定也并非针对董事自我交易行为，而是强调了董事积极“指使”其关联人从事违背其义务的行为。另外，《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仅适用于到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其适用对象上的局限性也限制了该规范性文件对弥补《公司法》漏洞的意义，而适用于境内上市公司的、2006年修订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则与修订后的《公司法》保持了一致，没有就董事关联人的范围进行详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