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为立国之本。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合理有效的法律手段是协调地方政府关系的基本保障，故而须从法治视野探求府际争议的产生原因。

　　从法治行政角度探悉，当前处理府际争议的法律并不完善，府际争议有无法可依之虞。公权力应依法行使，而在缺乏相关法律的情境下，不受约束的权力只会使地方政府际争议的处理雪上加霜。法治情境要求涉及公共权益的问题进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可并未有规定国务院处理府际争议应遵循的法律及行政程序，使得处理府际争议无章可循。法治情境要求，行政权力愈大，外部监督的机制也必须随之加强[3]。在国务院拥有不受监督的自由裁量权的状况下，公正难以确保。如争夺微山湖水资源的案例，明显缺乏相关法律来明晰水权分配，虽有《宪法》和《水法》对水资源进行配置，但其缺失在于中央只授予地方政府水资源管理权而不予所有权，实际上中央难以精确估算地方政府确切需要的水量，这就给了投机主义可乘之机，也给冲突的产生留下了隐患。中国缺乏保障公正的法律和调解机制，此方面的缺失对法治提出了严峻考验，日后应加强协调府际争议的立法，尽量从法律层面做到未雨绸缪。

　　从司法层面分析，在当前行政争议排除司法权介入的情况下，难以扞卫基本的公平正义。我国法律规定了解决行政机关间争议应遵循的原则：行政系统内部解决，排除法院司法权的介入；争议双方的共同上级机关为争议的最终解决机关[4]。如此规定排除了走司法路线的可能，不符合“依法治国”的国策，也有悖于宪政精神。若福建与浙江交界的两个乡镇发生行政争议，它们的共同上级是国务院，在行政争议日趋增多的情况下，一味提请上级解决会浪费大量行政资源，这给横向政府际关系的协调增加了执行难度。法治要求“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在国务院不能成为被告且缺乏法律监督的情形下，也就意味着国务院可不对自身的行政裁决负责，扞卫公正也就无从谈起。宪政要求，不能以损害一方的权益来换取另一方受益，这要求完善的立法从而进行司法裁决[5]。横向地方府际争议涉及地方公益事务，司法途径能够维护社会公义，故而“司法最终原则”是解决府际争议的归一之道。

　　从行政立法层面考量，具有立法资格的行政主体众多，在缺乏监督及协调机制的情境下为府际争议的产生埋下了隐患。我国《立法法》第73条规定，具有制定政府规章主体资格的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立法主体的众多，使府际争议的发生成为可能，一些具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在立法时制定有利于本地的法律的同时，却侵犯了其他地方的利益。虽然地方立法是依法进行的，也有审查备案程序，但并未以横向比较以确定地方立法是否与周边地方立法有冲突。实际上地方立法冲突导致的府际争议已日趋增多，订立合法合理的契约已成为当务之急。协调治理是符合法治的正道，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因立法冲突而导致的协调困难已制约着总体发展，故立法上减少冲突并鼓励地方政府交流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