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定无权处分影响合同效力，有悖于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法的上述规定与合同自由的基本原则相冲突。在合同自由的原则之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意思自治意味着由当事人自己的意思确定对其有约束力的规则，？？进一步说，当事人所从事的意思表示是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手段。意志本身具有法律的性质，如果某人受到某项合同的约束，仅仅因为他表达了这种意志。因此，意志不仅被认为是客观的法律秩序，而且是主观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来源。[2]在私法领域，意思表示被赋予“法源”地位，法律认许当事人的意思作为决定合同效力的主要因素。如果以当事人对标的物是否有处分权作为决定合同效力的因素，则意思自治的地位势必因之降低实践中，合同法贯彻合同自由原则，必须鼓励交易，严格限制无效合同的范围。现代社会行为人无权处分已经成为交易的一种常态，合同法的规定势必扩大无效合同的范围。而且，在此场合，相对人的利益最应得到保护。但按照合同法，若行为人无权处分，权利人又未追认，则合同无效。相对人无从向行为人请求履行合同上义务，只能通过追究行为人的缔约过失责任，以资救济。相应地，行为人则不必承担违约责任。如此，相对人得到保护的只能是信赖利益的损失，而不能是履行利益的损失。

　　由于履行利益一般高于信赖利益，在对无过错相对方的保护上，缔约过失责任显然不如违约责任周到。因此，我国合同法的做法事实上放纵了行为人，不利于保护本应受到保护的相对人利益，损及为合同法珍视的“动”的安全，伤害市场主体交易的积极性。

　　（二）认定无权处分影响合同效力，与相关法律制度存在严重冲突

　　首先，合同法的这种规定与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分离）原则相冲突。区分（分离）原则的基本含义为：物权变动的合同和物权变动本身是两个法律事实。如果把法律视为自洽的系统，承认区分原则，就要承认只有在买卖合同有效成立后，才发生合同的履行问题，亦即在合同生效之后才发生标的物交付和登记问题。未交付或未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但绝不能以合同未适当履行否认买卖合同的效力。无权处分在实践中仅影响债权合同的履行，可能导致物权变动不能顺利实现，但与债权合同的成立、有效与否无关。不能因其对债权合同履行的影响，而因果倒置地认定其影响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51条的主旨显然与此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