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访问了台湾，在一个经济论坛上以制定“十二五”规划作为案例，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决策如何实现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其大体分为11个步骤：历经了两年半时间的研究制定过程，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这个过程并不是什么秘密，等于把中国的决策机制公开化，也就是我们说的“把黑箱变成白箱”。第二天《旺报》就有台湾的学者来抨击和反省台湾的决策机制，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台湾到了向大陆学习的时候了”。
三、为什么中国能够交出令世人惊奇的答卷
由美国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沉重的创伤，不少主要经济体深受其害，而中国几乎是一个例外。危机如同一次全球大考，也是对各国应对危机体制的一次重大检验。这里我们选用G20国家的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比较：一是经济增长率；二是通货膨胀率；三是失业率；四是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从20个国家的考试成绩看，2009年中国在G20国家中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最好，其中经济增速居首位，为9.2%，是为数不多的7个避免经济负增长的国家之一。200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2.5%，欧盟国家平均是-3.9%，日本是-5.3%，中国比经济增速第二的印度高出了2.7个百分点。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9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衰落，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中国难以继续奇迹”，它“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3月2日该杂志还公开预言，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不会超过4%。但是这一预言很快(仅有10个月)就被事实所击碎。中国在这次全球大考中，率先复苏，实现稳定增长，实现了主要宏观经济目标，交出了一份令世人瞩目和惊奇的“答卷”，而真正经济衰落的却是美国自己。同时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从危机前的4倍缩小为危机后的2.5倍左右。
为什么中国能够比较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呢?有哪些深刻的认识和重要的经验呢?首先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有充分的认识和深刻的把握。其次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坚持政府主导和引导，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投资为例，2009-2010年政府投资4万亿元，但是带动了10倍以上的非政府投资，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50.3万亿元，保证了中国经济高增长。
各国的发展能力和国家能力是不同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也大为不同。从中国情况来看，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主要来自于：第一，全体中国人的集体学习、灵活应变、善于竞争的发展能力；第二，高效率的国家决策能力；第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第四，日益增强的国家财政能力；第五，充分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