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经济人角度考量，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逐渐明晰，在一些领域中央已经放手让地方政府去管，地方政府有所作为的空间扩大了。地方政府作为实践中的利益主体，自然会想方设法让掌握的资本升值。当地方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增加时，其财税会增加，就可以更自由地处理行政事务，相当于掌握了更多的行政资源。于是，地方政府会努力使自己掌握的经济资源升值，这样就形成了类似于企业的竞争。如此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国家的总体经济总量也会随之提高。但当本地的市场饱和而进入外地市场时，就会遇到极力抵制，这就形成了地方保护。当大部分地方政府都保护自身利益时，就会形成类似于西欧早期的关卡林立的现象，这样会极大地限制地方之间的交流，形成所谓的“零和博弈”，致使地方政府之间恶性竞争不断。

　　再次，从政绩角度审视，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地方行政官员主要不是由当地居民投票选出，而是由上级任命，地方政府官员更关注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这就形成一种“政治锦标赛”的竞争机制。我国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使得地方官员通过“经济竞赛”来谋求政治晋升，其目的是为了政治利益最大化而非从当地的长远利益出发。地方政府官员的处境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模型，只有少数最优者才能获得提升的机会，因而地方政府官员尽量多搭建展现其才能的平台，对一切有助于提高自己“位次”事情都持积极态度，甚至可以牺牲地方利益，尽量将竞争对手拖垮；在任期制的限制下，本届地方政府官员尽量将行政行为“溢出效应”内在化，而不愿无偿地让下届政府“搭便车”，对本地区长远发展有利而对本届政府益处不大的项目很难有兴趣。如此制定出来的政策自然缺乏传承性，而不利于本地的长远发展。[6]基于上述原因，就不难理解政绩工程为何如此之多了。

　　最后，从行政区划及行政级别角度探究，行政区划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形成，管辖区域一般不得轻易变更。地方政府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行使行职权，很难容忍其他地方政府对其内部行政事务进行干涉，一般情况下都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在自己的行政区划内实施行政行为。而在实践中，由于法制不完善及交流增多等原因，越俎代庖的事情难免会发生，利益被侵害的地方政府则常常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去应对，而不是积极协作。再则，从行政级别上考量，两个同一级别的地区，其各自的官员的级别可能实际上有所差别，无端地增加了不平等因素，级别低的地方政府很难有兴趣进行积极有效的协作。再加上其他一些历史上的原因，区域协作之路多了一些不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