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预期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形之中：（1）引用合法预期原则作为抗辩理由，反对作出有溯及力效果的法律的决定；（2）相对人以保护合法预期为由，要求立法采取后两种生效方式，也就是“半即刻生效”或者“延迟生效”。[32]
（3）挑战路径
在荷兰，以合法预期原则来挑战立法，会因立法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是它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在荷兰，立法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议会立法（Acts of Parliament），这是由政府和议会共同制定的（Acts of Parliament are esta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parliament (the States General) together），是极具荷兰特色的一种立法形态。另一类是其他具有拘束力的规章（generally binding regulations），也称“从属立法”（subordinate legislation），包括市或省政府制定的条例（bye-laws of municipal or provincial authorities），政府或部长发布的规章（regulations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r a minister）。
议会立法本身具有特殊的民主合法性（a special democratic legitimacy）。从宪政角色看，也只有议会自己才最适合去评价其作品的合宪性。所以，荷兰宪法第120条规定：“法院无权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也就是说，对于议会立法的内容以及形成的方式，法院原则上都不能指手画脚。荷兰最高法院从对第120条的历史分析中推断，该条规定也几乎排除了法院依据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合法预期保护原则进行审查的可能性。因此，对议会立法是否符合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审查与评价，主要由政治权力而非法院染指。关于议会立法是否可以有溯及力的争论，基本上是在议会内部、在立法过程中完成。[33]比如，“和谐法”案件（Harmonisation Act case）就是一例。[34]
对于从属立法，法院有权审查。在荷兰，这种审查不是抽象性的，相对人不能直接要求法院判决撤销一个从属立法。这种审查是附带提起的，也就是说，相对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之一：
一种方式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同时要求行政法院（administrative courts）附带对该具体行政行为（an individual decision）的依据、也就是从属立法进行合法性评价。但是，法院的审查只是间接审查（indirect review），法院宣布有关从属立法不具有拘束力，该宣判效果只适用于诉讼当事人（inter partes）。当然，事实上，法院的宣判可以产生更进一步的效应，因为其他法院将来也会对类似案件作出同样的判决。
另一种方式是，向民事法院（civil courts）提出侵权损害赔偿要求，要求法院审查从属立法的合法性。法院或许会作出如下一些判决：（1）对从属立法是否有拘束力作出判断，并阐述意见；（2）暂停执行有关立法；（3）禁止行政机关继续执行违法的从属立法；（4）在赔偿上采取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只要行政机关的决定所依据的规定是违法的，那么，原则上就证明其是有责任的（proof of its culpability）。[35]
（4）保护规则
在荷兰，对立法变迁中的合法预期如何保护呢？现有的一些判例比较零碎，在理论上也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体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零散的判例中研读到以下内容：[36]
首先，有关刑罚、行政处罚的法律规定绝对禁止有对当事人不利的溯及力，否则，将违反合法预期原则。“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这里落实得彻底坚决，相对人的合法预期也保障得坚实有力。
其次，课赋法律义务的立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形下，相对人能够预见到立法变化，才可以规定有溯及力的规范。从判例看，这些例外比较零散，比如，旧的税法在通过时就明确这只是暂行的（of a provisional nature），新法因此可以溯及既往。如果不能预见溯及效果（the retroactive effect is not foreseeable），原则上就存在着合法预期。
最后，在社会保障法领域，相对人依据旧法已经获得了某种利益，如果立法机关修改有关法律而让相对人不利，这是否违反相对人的合法预期？可否引用合法预期作为抗辩理由呢？目前，尽管尚无法构建出固定的、普遍适用的标准（firm and generally applicable criteria），但从为数不多的判例看，以下几点颇为关键：第一，相对人预期的现实内容（reality content）有多大。也就是说，一方面，当事人对社会保障权益有合法预期，另一方面，社会经济情境又在不断变迁，需要不断立法、修法，那么，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可以不受立法变迁影响呢？一般而言，这种预期所关涉的时间越长，也就越不可能具有现实可能性，也就越脆弱。如果预期只是关涉一个短期内的支付问题，那么，不采取“半即刻生效”的决定就越有可能因违反合法预期而违法。第二，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修改立法。这就要考虑必要性和符合比例，要有足够的公共利益需求。第三，是否有其他的方式来缓解新的立法的影响，比如，采取过渡性计划（transitional scheme），或者新的规定过一段时间再执行。[37]
2、 行政决定
行政决定当然可以因为很多的原因而被撤销（withdrawal）或者改变（modification），其中的情形非常复杂。《一般行政法》没有对此作出普遍性规定，仅针对补助金（subsidy）的撤销问题作出了规定。
在撤销或者改变行政决定时，也有可能出现对当事人合法预期的保护问题。所以，必须非常仔细地梳理、小心地分析撤销（改变）的理由与依据。有些撤销（改变）是不会产生合法预期保护的，比如，依据建筑法（the Housing Act）发放建筑许可之后一段时间内，被许可人没有实施建筑行为，或者中途停工很长时间，行政机关就可以撤销许可。但是，有些却会。比如，如果补助金决定分成“给予”（grant）与“确定”（fix）两个阶段实施，在给予（grant）阶段撤销或者变更决定，就比在确定（fix）阶段要容易些，因为，行政决定的进程越是确定（definitive），法的确定性原则就越反对在行政决定上有所反复。[38]
